1995年深秋，厂门口那棵老槐树叶子差不多掉光了，我攥着刚领的500块钱“优化费”，手抖得像筛糠。红星机械厂人事科老张拍拍我肩膀：“老李55岁该享清福了，别犟。”清福？我裤兜里就剩三毛钱坐公交，回家的路上想着，老伴儿的降压药还没买，儿子下个月娶媳妇的彩礼钱还差一大截。这哪是清福，分明是往冰窟窿里推人！我蹲在厂门口水泥台上，烟头烫了手都不知道疼—干了三十年车工，从学徒熬到老师傅，到头来连个铁饭碗都端不稳。

那时候国企改革的风刮得猛，我们这老厂子自然最先遭殃，前脚刚送走隔壁车间王师傅（他儿子来信说爹下岗后整宿整宿睡不着，最后去工地扛水泥，后脚就轮到我。回家推开家门，老伴儿正用搪瓷缸子熬中药，见我空着手，脸“唰”地白了：“又…又没发工资？”我喉咙发紧，硬是挤出个笑：“厂里让提前退休，好事儿！”话没说完，她手一抖，药汁洒了半缸子，眼泪吧嗒吧嗒砸进灶膛里。夜里我摸黑去公厕蹲着哭，心里想着里屋备考的儿子—这孩子争气，高中毕业就进了厂技校，可现在连自己都保不住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揣着全家仅剩的28块钱，一头扎进西关菜市场。1995年下岗工人多，塑料布搭的棚子底下，卖菜的，修鞋的，擦皮鞋的，吆喝声和烂菜叶味儿一起冲着脑门子。我盯着一个空摊位发愣，旁边卖豆腐的老刘嗤笑：“老李头，你这细皮嫩肉的回去抱孙子吧！”刀子似的扎心窝子。可转念一想，当年在厂里车零件，手稳得能绣花，煎饼摊子有啥难的，咬牙租了摊位，押金50块—那是老伴儿攒了半年的鸡蛋钱。

头三天，我一个煎饼也没卖出去，铁鏊子烧得通红，面糊倒上去“滋啦”一响，我手忙脚乱翻个面，不是糊了就是破洞。几个穿厂服的年轻工友路过，故意拖长音喊：“李师傅！这手艺比厂里食堂大师傅差远喽！”臊得我恨不得。回家路上踢着石子，心里骂自己：55岁的人了，放不下脸面，饿死活该！老伴儿却把省下的半碗玉米粥推给我：“趁热吃，明儿我跟你去。”她话不多，可那晚我听见她在被窝里抽泣，像受伤的老猫。

转机在腊月，天冷得呵气成霜，我裹着军大衣守摊，冻得鼻涕直淌，隔壁修车摊的老赵递来半杯热水：“老哥，教我修自行车吧，你车工底子在呢！”我一愣—当年在厂里，我可是给领导专修“永久”牌自行车的。第二天，我在煎饼摊旁支起小板凳，摆上扳手螺丝刀。头回给人补胎，手生得要命，可人家看我诚恳，居然多给了两块钱。嘿！这比干站一天卖煎饼强。渐渐地，修车的人排起队，有人还捎带问：“李师傅，能修收音机不？”我哪会可硬着头皮翻《无线电》杂志，边修边琢磨。有回给学校老师修好半导体，他塞给我本《家电维修入门，书页都卷了边，却像捡了宝。

最让人难忘的是1996年的春节前，儿子捧着厂里给的“待岗通知”回家，脸比腊月里的雪还要白，我正给邻居修完缝纫机，抹了抹机油手，“怕咱家摊子养活3口人！”那晚我拿出攒的800块钱，全是修车、摊煎饼的零钱，叮叮当当倒到桌子上，“彩礼钱有了，你妈的药不断顿，咱撑起腰杆过！”儿子突然一把抱住我，肩膀一抽一抽的。老伴在灶台边抹着眼泪，却笑着往面糊里多打了俩鸡蛋，原来人不怕穷，就怕心散了，我才明白下岗不是天塌，而是逼你把埋在土里的根须重新扎进新土里。

后来摊子越做越顺溜。1997年夏天，我盘下街角两平米门脸，挂上“老李修车铺”木牌。修自行车不说了，新出的“小灵通”手机坏了都找我。给供销社主任修好录音机，他拍板让我承包厂里废旧零件回收—当年车工经验又用上了！年底一算账，月入5000多，比在厂里当劳模时还多两倍。老张在菜市场碰见我，讪讪地递烟：“老李，你这‘优化’出金子啦？”我摆摆手笑：“不是金子，是人自己争的气！”

如今想来，1995年那场“优化”就是一记闷棍，把我从死胡同里敲醒。人到五十几，最怕认命躺平，厂里发的搪瓷缸子还搁在我修车台子上，裂了缝用胶水粘着，照样盛滚烫的茶，生活哪有什么过不去的坎，不过是自己给心上了锁。

（本文为亲历者口述，细节真实还原90年代下岗潮背景）

日子冷锅贴饼子得自己翻面。等不来东风，就做那把火——烧热了铁鏊子，焦香自会飘满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