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南方崛起深刻改变国际治理体系

二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从金融、投资、贸易、发展等不同维度，构建了一套由一系列国际机制组成的国际经济体系。战后国际经济体系的建立，对于恢复和促进经济稳定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发展中国家大量加入，这些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机制的代表性有了很大的提升。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快速提升，世界经济总体呈现“东升西降”的趋势，但这一巨大变化并没有在国际机制中得到相应的反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被低估。在此背景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由南方国家组建的机制应运而生。

战后国际机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了哪些作用？当前国际格局的变化对其形成哪些挑战？未来改革的出路在哪里？本期“封面话题”给出了答案。

感谢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任琳对本次组稿提供帮助。

以下是第二篇：《战后国际贸易治理的演进、转型与中国角色》。

——编者手记

全球贸易是世界经济繁荣的关键引擎，多边贸易体制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背景下，国际贸易格局面临着根本性变革。面对大国竞争加剧、单边主义抬头、保护主义盛行以及发展失衡等严峻挑战，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主要治理平台的国际贸易治理体系的转型及中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备受关注。

2024年2月26日，世界贸易组织第十三届部长级会议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开幕。

WTO在国际贸易治理中的角色与作用

二战后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筹划国际经济秩序的恢复与建设，提出从金融、投资和贸易三个维度构建新的国际经济体系，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以及国际贸易组织（ITO）。二战结束后，美国凭借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优势，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欲打破以英国为主导的“帝国特惠制”，建立符合自身利益的多边贸易体制。1947年，美国联合英国、法国等国家签署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临时适用议定书》。1948年1月1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开始临时适用。由于美国国会反对，ITO最终未能正式成立，GATT成为多边贸易治理的基石，在推动成员方关税减让和贸易自由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80年代，美苏冷战进入尾声。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速，GATT缺乏争端解决机制、难以应对新贸易议题的局限性日益凸显。在冷战结束后的单极世界中，美国主导着全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格局，国家间经济体制竞争由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变为市场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格局。1994年，美国主导完成乌拉圭回合谈判。这场历时八年的多边谈判由最初103个参与方扩展至123个，首次将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等新议题与传统贸易议题共同纳入谈判框架。谈判最终达成建立WTO的历史性决定，实现了国际贸易治理机制从临时性协定向正式国际组织的制度性转变。

1995年1月1日，WTO正式成立，国际贸易治理进入新阶段。1948年临时生效的关贸总协定更名为《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 1994），成为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协定。与二战后成立的GATT相比，WTO具有更完善的组织架构，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三大支柱，并建立了具有强制力的争端解决机制。2001年启动的多哈回合谈判首次将发展议题置于核心位置，标志着WTO开始系统关注发展中国家诉求。2001年11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成为第143个成员。在WTO成立后的十年间，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有效运作，贸易政策审议透明度提升，多边贸易体制总体保持稳定运行。

这一时期，WTO框架内的谈判格局发生显著变化，谈判重心由多边转向区域与小多边。2003年坎昆会议期间，针对欧美国家提出的农业提案，发展中国家成员组建了农业议题20国协调组、特殊产品和特别保障机制谈判33国协调组等谈判集团，有效改变了以往谈判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局面。这些新兴谈判集团的成立，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在WTO中话语权的提升。随着发展中国家数量的增加，以及中国、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影响力不断上升，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利益与发达国家的利益难以协调的问题更加凸显；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之间仍然存在利益分歧，这些都增加了多边贸易协定达成的难度。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削弱了美国经济霸权，进一步提升了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同年，多哈谈判基本陷入停顿状态，美国对WTO的领导意愿下降，转而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等区域性贸易安排，试图在高标准区域贸易规则领域抢占话语权与主导权。此举对WTO其他成员方形成压力，迫使其在WTO与美国主导的新规则体系之间作出选择。

2008年后，二十国集团（G20）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在G20框架内，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矛盾加剧，西方工业大国和金砖国家相互制衡。金砖国家呼吁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美国却认为此举是在挑战美元霸权。WTO因谈判停滞和争端解决机制受阻，逐渐边缘化。

自2017年以来，国际贸易治理体系进入了一个深刻的转型期。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是美国贸易政策发生重大转向，从支持多边主义转变为强调单边行动和“美国优先”政策。这一转变对国际贸易治理体系造成了严重冲击，使WTO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此背景下，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推动国际秩序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以中国、印度、巴西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显著提升，对农业补贴、特殊与差别待遇等关键议题表现出强烈的改革意愿。

由于传统多边谈判陷入僵局，部分WTO成员开始转向通过更为灵活的“联合声明倡议”（JSIs）模式，在电子商务、投资便利化等新兴领域推进多边谈判。面对这一趋势，美欧发达国家试图通过建立排他性的“小圈子”来维持其主导地位。2021年6月，美欧成立贸易与技术委员会（TTC），旨在协调双方在技术标准、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的政策，将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国际贸易治理正经历从“规则制定”向“规则适应”的转变。

WTO的困境与改革路径

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机构，WTO通过其完善的规则体系和争端解决机制，在促进贸易自由化、维护多边贸易秩序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随着数字经济兴起和全球价值链重构，WTO现有规则体系已明显滞后，多边贸易体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些挑战制约着其国际贸易治理效能。在治理机制方面，WTO陷入三重困境。一是决策效率低下。“协商一致”原则在实践中演变为“一票否决”机制，导致重大议题长期议而不决。2017年以来，由于成员之间的分歧，部长级会议连续多届未能达成实质性成果。二是执行监督功能严重弱化。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因缺乏约束力而效能退减，透明度危机日益凸显。三是机构功能出现系统性失调，上诉机构因法官遴选受阻而停摆。

WTO改革需从运行机制、争端解决和规则更新三方面协同推进。在运行机制方面，面对成员利益高度分化的现实，应在坚持“协商一致”原则的基础上优化决策机制，提升其适应性和效率。在争端解决方面，关键要恢复上诉机构职能并改革程序，解决流程冗长、成本过高的问题，特别要增强发展中国家对争端解决机制的利用能力。在多边规则更新方面，需要创新谈判议题设定和推进路径，同时关注贸易与环境、数字经济、性别平等可持续发展等新兴交叉议题。这些改革的核心在于平衡成员间利益分歧与机制有效性，使WTO能够更好地应对全球化新挑战，推动构建更加包容、高效的全球贸易治理体系。

中国的方案

当前，面对WTO改革的时代命题，中国基于自身发展经验和对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正在积极贡献具有建设性的改革方案。中国主张的改革路径强调平衡各方利益，特别是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为陷入困境的多边贸易体制提供了可行的改革方向。面对美方对WTO合法性与权威性的持续质疑，中国始终坚定维护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在中国加入WTO的实践中，这一多边框架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使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更通过中国市场的开放为世界创造了巨大发展机遇。中国主张以非歧视原则为改革基石，积极协调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规则设定中的分歧，推动WTO改革朝着公平、合理、有效的方向演进。

在多边谈判受阻背景下，区域和双边机制成为中国对外经贸合作的重要抓手。在区域层面，中国持续拓展自由贸易网络，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实施，深化与东盟国家的产业链协作，并谋求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以扩大高标准贸易伙伴网络。同时，中国积极对接高标准经贸规则，在自贸试验区先行试点相关规则创新。在双边层面，中国推进自由贸易协定升级，拓展其覆盖面和规则深度，特别是在数字经济、绿色贸易等新兴领域力求率先突破。中国进一步拓展与海湾国家、挪威等经济体的谈判进程，升级已有协定，将其纳入新的国际规则框架，以增强对外经贸合作的弹性与竞争力。面对贸易摩擦，中国坚持平等对话原则，致力于解决贸易不平衡等问题，同时倡导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保护主义。

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中国更加重视“以内促外”的发展逻辑，致力于通过畅通国内大循环夯实经济根基。同时，中国持续推进国际大循环，通过自贸试验区、自贸港建设等制度创新吸引外资、引进技术，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与欧盟、东盟等地区的经贸合作，深化与金砖国家和上合组织的合作，促进新兴市场间的政策协同和发展对接，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制度影响力与实际主导力。展望未来，中国将继续以全球南方国家身份，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屠新泉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教授，陈美合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