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最近都在讨论“刺激消费”，但作为一名整天和“工资条”、“劳动合同”打交道的律师，我更想谈谈“钱包”的问题。

没有“收入增长”的消费，就像没有地基的楼阁。国家宏观层面已经定调，在“十五五”规划建议及2025年的经济工作中，明确提出了“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一场涉及法律、税务、企业管理的深层变革。结合我处理过的无数“同工不同酬”、“隐形加班”案例，今天我们换个角度，聊聊如何打破那些锁住打工人钱包的“隐形枷锁”。

崔律深度：告别“廉价红利”——

多年来，我们习惯了依靠“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参与竞争。企业习惯了“降本增效”就是砍人头、压工资。但在“新质生产力”和“共同富裕”的新时代，这套逻辑已经走到了尽头。

要想真正让劳动者的钱包鼓起来，单纯呼吁老板“发善心”是没用的，我们必须在制度层面，精准爆破以下三个阻碍收入增长的“痛点”。

第一道枷锁：被滥用的“劳务派遣”与“外包”

——打破“身份差价”，堵住利润外流的口子

我在之前的文章里反复提到，劳务派遣已经从“补充用工”异化为“成本隔离墙”。

现状： 同一个车间，派遣工干得最多，拿得最少。企业把本该发给劳动者的工资，切出一块变成了给派遣公司的“管理费”和税费。这不仅拉低了平均工资，更让核心岗位的劳动者失去了晋升和涨薪的通道。

崔律建议： 提高收入的第一步，就是“去中介化”。

严格执法： 对于假外包、真派遣，以及长期占用核心岗位的“假派遣”，监管部门应予以穿透式执法，强制要求企业直接雇佣。同工同酬落地： 只要岗位价值一样，无论身份如何，薪酬结构必须一致。这能倒逼企业发现：与其付给中介差价，不如直接把这部分钱加给员工，留住熟练工。第二道枷锁：“隐形加班”与“低效时长”

——从“买时间”转向“买价值”

很多企业的盈利模式，是建立在免费占有员工休息时间基础上的。

现状： “大小周”、下班后的微信会议、随时待命。这些隐形加班稀释了劳动者的时薪。如果一个月多干40小时却不发加班费，你的实际时薪就缩水了20%。

崔律建议： 收入增长不一定是发更多的钱，也可以是“干更少的时间，拿同样的钱”。

法律红线： 最高法和人社部已经开始界定“线上加班”，未来需要更强力的司法判例，让“隐形加班”有形成本。管理升级： 企业应当明白，新一代劳动者（尤其是在新质生产力领域）的产出靠的是创造力而非时长。减少无效的“磨洋工”式加班，提升小时工资率，才是真正的涨薪。第三道枷锁：原子化的“议价能力”

——激活“工资集体协商”，让涨薪有机制保障

这是最被忽视的一点。目前绝大多数涨薪，要么靠跳槽，要么靠老板心情。单个劳动者面对庞大的企业，几乎没有议价权。

现状： 很多公司的“工资集体协商”只是走个过场，签个字就完事，根本没有触及核心的利润分配。

崔律建议： 我们需要真正的“行业性集体协商”。

比如快递、外卖、网约车行业，单个骑手无法谈价格，但行业工会可以代表群体，与平台企业协商“最低计件单价”。制度挂钩： 建议将企业的税收优惠、政府补贴与“工资增长幅度”挂钩。你给员工涨薪了，国家给你减税，形成良性循环。

结语

提高居民收入，不是一场“劫富济贫”的运动，而是一次“人力资本的重估”。

当劳务派遣不再是避税港湾，当加班费不再被随意抹去，当劳动者有了坐下来谈价格的底气，我们的钱包才能真正鼓起来，消费的引擎才能真正转起来。

对于企业来说，这或许是阵痛；但对于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这是必须跨越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