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那份尘封的档案，记录着一个不可能的夏天

我爹下葬那天，天闷得像口倒扣的铁锅，一丝风都没有。我整理他的遗物，在书柜最深处，摸到一个上了锁的铁皮盒子。钥匙早不知去向，我找来锤子，几下砸开，里面没有存折，没有房契，只有一份牛皮纸的档案袋，封条早已发黄，上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字：关于市七中高三一班的调查报告（绝密·销毁）。

我的心脏猛地一沉。

很多年后，我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刚从政法大学毕业，被分配到省教育纪检部门，意气风发的愣头青。我手里的案卷堆积如山，见过的舞弊手段、人情交易，比寻常人一辈子听过的故事都多。可只有这个案子，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十几年。我以为我忘了，可看到档案袋的那一刻，那个夏天的燥热、蝉鸣，以及那四十九张沉默的脸，瞬间又把我拽了回去。

那年，我二十五岁，接到任务时，正雄心勃勃地想干出一番事业。任务很简单，却又透着一股邪乎的诡异。市七中，一所不上不下的普通中学，出了个“高考奇迹”。一个四十九人的重点班，班主任叫范德夫，在刚刚放榜的高考中，有四十个人总分超过了610分。

610分，在当年，意味着稳上一流重点大学。一个班，四十个。这个数字，别说在市七中，就算放在全省最好的超级中学，也是一个足以让校长在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上吹半年的神话。

举报信雪片一样飞来，有匿名的，有联名的，措辞激烈，都指向一个结论：集体舞弊。而且是手段极其高明，性质极其恶劣，足以载入本省教育史册的惊天大案。

我被委派为专案调查组的组长，带着两个同事，在一个闷热的午后，驱车前往市七中。车窗外，城市的高楼晃动着白花花的光，我心里憋着一股劲，想象着即将揭开一个怎样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那时候的我，坚信阳光之下，没有新鲜事，所有的奇迹，撕开来看，无非是人性和贪欲的排列组合。

直到我见到了那个班的学生，和他们的班主任，范德夫。

我才明白，这个世界上，有些秘密，比谎言更沉重。

二、我讯问了四十个孩子，却只听到了一个人的声音

市七中的校长姓刘，一个五十出头，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男人。他把我们迎进会议室，空调开得嗡嗡响，可他额头上的汗还是不断往外冒。茶续了三遍，他说的都是些车轱辘话，中心思想只有一个：我们学校校风淳朴，范德夫老师是我们这里最敬业的老师，孩子们都是好孩子，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

我没耐心听他打官腔，直接要求调阅高三一班所有学生的档案，并要求在不通知班主任的情况下，单独对学生进行问询。

刘校长的脸色瞬间变得有些难看，但还是点头同意了。

讯问室设在学校的心理咨询室，房间不大，有一张小小的方桌，两把椅子。我坐在里面，看着窗外操场上被太阳烤得卷了边的草叶，心里已经预演了无数遍接下来的场景。我知道这些十七八岁的孩子，只要稍稍施加压力，各个击破，总会有人扛不住，把真相吐露出来。

第一个走进来的是班长，一个叫梁文的男生。个子很高，皮肤是健康的小麦色，眼神亮得惊人。他不像个刚经历过高考的学生，倒像个年轻的军官，脊背挺得笔直。

“梁文同学，请坐。”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温和一些，“别紧张，就是了解一些情况。”

他拉开椅子坐下，双手放在膝盖上，平静地看着我，说：“陈老师，您想问什么就问吧。”

“你们班这次高考成绩非常优异，祝贺你们。”我先是客套了一句，然后话锋一转，“四十个610分以上，这很不寻常。我想知道，你们有什么特别的学习方法吗？或者，范老师有什么独到的教学秘诀？”

我盯着他的眼睛，捕捉着任何一丝可能的情绪波动。但他没有，他的眼神像一潭深水。

“我们没有什么秘诀，陈老师。”他的声音清晰而沉稳，“我们只是完全按照范老师的要求去做。他让我们做的每一套题，背的每一个公式，我们都做到了。我们班的学习氛围很好，大家都是拼了命在学。所以，我们配得上这个成绩。”

他的回答滴水不漏，像是在背诵一篇准备好的稿子。

“完全按照范老师的要求？”我追问，“具体是什么要求？能举个例子吗？”

“比如，范老师要求我们每天早上五点半到校，晚上十一点离校。比如，他要求我们每个人准备一个错题本，每周都要交给他检查。再比如，他会给我们每个人制定独立的学习计划，精确到每个小时。我们只是执行了而已。”

“每个人都有独立的学习计划？”我有些惊讶。这是一个巨大的工作量，一个老师怎么可能完成？

“是的，每个人。”梁文点头，语气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骄傲。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我陆续讯问了十几个学生，有男生，有女生，有成绩最好的，也有成绩排在四十名之后的。

我的后背开始发凉。

因为我发现了一个让我毛骨悚然的事实。他们每个人，从穿着打扮到家庭背景，都各不相同，但他们说出来的话，却几乎一模一样。同样的措辞，同样的语气，甚至连提到范老师时，那种混杂着敬畏和骄傲的神情，都如出一辙。

我像是在和一个拥有四十个不同身体的同一个人对话。

他们用一种礼貌而坚决的沉默，在我面前筑起了一道密不透风的墙。墙的背后，藏着那个叫范德夫的男人。

讯问进行到下午，我让人把一个叫林湘的女生叫了进来。档案上显示，她是这个班的最高分，688分，全省前五十。但档案的备注栏里，却写着一行小字：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建议不参加剧烈运动。

走进来的女孩，比我想象的还要瘦弱。脸色有些苍白，嘴唇没什么血色，但那双眼睛，却和梁文一样，亮得让人不敢直视。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校服，袖口都磨破了。

我换了一种策略。

“林湘同学，恭喜你，考了这么好的成绩。”我给她倒了杯水，“你的身体一直不好，能坚持下来，一定很辛苦吧？”

她捧着水杯，指尖微微有些颤抖。她点了点头，轻声说：“谢谢老师关心。还好，范老师和同学们都很照顾我。”

“哦？范老师怎么照顾你？”我立刻抓住了这个话头。

“他……他会经常找我谈心，让我不要压力太大。还会让班长梁文，每天帮我打饭，免得我去食堂排队。”她的声音很轻，像羽毛一样。

“就这些？”

“嗯，就这些。”

我看着她，心里涌起一阵无力感。我知道，她也在撒谎。或者说，她在用一种选择性的陈述，来掩盖更重要的东西。这些孩子，他们的心理防线远比我预想的要坚固。

讯问结束，天已经擦黑。我揉着发胀的太阳穴，走出了咨询室。刘校长一直等在外面，见我出来，连忙迎上来：“陈组长，怎么样？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我没理他，径直走向教师办公楼。我决定，不再跟这些孩子耗下去了。我要去见见那个给四十个孩子下了蛊的“巫师”——范德夫。

我走到高三办公室的门口，看到一个瘦高的男人正佝偻着背，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收拾东西。他穿着一件灰色的旧衬衫，袖口卷到手肘，胳膊上全是突起的青筋。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户，在他身上撒下一层金色的尘埃，他周围的空气里，似乎都漂浮着一股浓浓的粉笔末的味道。

他听见脚步声，回过头。那是一张布满皱纹的脸，大概五十多岁的样子，头发花白，戴着一副老式的黑框眼镜。他的眼神，隔着厚厚的镜片，显得有些浑浊，但当他看清我的时候，那浑浊的眼神里，瞬间闪过一丝锐利的光。

“你就是省里来的陈组常吧？”他开口了，声音沙哑，像是被砂纸磨过。

“我是。您是范德夫老师？”

他点了点头，算是承认。然后，他转过身，继续慢条斯理地把他桌上的试卷和教案码放整齐，仿佛我的到来，不过是窗外飞过一只麻雀，不值得他分心。

我心里的火气“噌”地一下就上来了。我见过嚣张的，见过心虚的，见过油滑的，却从没见过如此平静，甚至可以说是漠然的。

“范老师，我们怀疑你们班在本次高考中，存在有组织的舞弊行为。我希望你能配合我们的调查。”我冷冷地说道。

他终于停下了手里的动作，扶了扶眼镜，慢慢地转过身，正对着我。

“陈组长，”他一字一顿地说，“我的学生，每一个分数，都是用命换来的。你可以怀疑我，但请你，不要侮辱他们的努力。”

他的声音不大，却像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了我的心上。

我看着他布满血丝的眼睛，和那双因为常年握着粉笔而指节粗大、布满裂纹的手。我忽然意识到，这件事，可能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梁文离开讯问室前，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没有挑衅，只有一种近乎悲壮的决绝。他一字一顿地对我说：“陈老师，你真正应该问的，不是我们怎么考了这么高的分。而是我们，愿意为了什么，去考这么高的分。”

说完，他拉开门，走了出去，留下我一个人，在越来越冷的空调房里，浑身冰凉。

三、范老师的课堂没有奇迹，只有精确到秒的呼吸

为了找到突破口，我向刘校长提出了一个要求：从第二天起，我要以“交流学习”的名义，全程旁听范德夫老师的课。刘校长虽然面露难色，但还是答应了。他大概觉得，只要我找不到舞弊的证据，听几节课也无伤大雅。

第二天一早，五点二十，天还蒙蒙亮，我就到了市七中。整个校园还笼罩在一片静谧的晨雾里，只有一栋教学楼的顶层，亮着一盏孤零零的灯。

那就是高三一班的教室。

我悄悄走上楼，在后门停下。教室里鸦雀无声，四十九个学生，没有一个在交头接耳，甚至连翻书的声音都轻得几乎听不见。每个人都在埋头做题，或者背书。空气里弥漫着一种高度紧张而又极度有序的氛围，像一台正在精密运转的机器。

范德夫就站在讲台上，手里拿着一块秒表。他没有说话，只是用他那双锐利的眼睛，扫视着教室的每一个角落。他的目光所及之处，学生的坐姿会更端正一分，笔尖的沙沙声会更急促一分。

五点三十分，预备铃响起。范德夫按下了秒表。

“停笔。”他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穿透力，“收卷。各组组长，五秒钟之内，把卷子送到我这里。”

话音刚落，坐在每排第一个的学生立刻站起来，迅速收好本组的卷子，快步跑到讲台前，将卷子整齐地放在桌角。整个过程，行云流水，没有一丝多余的动作。我看了看手表，从他喊停笔到最后一个组长回到座位，正好五秒。

这绝不是一天两天能训练出来的默契。

“现在开始晨读，物理公式，第三章到第五章。二十分钟，要求合上书本，能完整默写。开始。”

范德夫再次按下秒表。教室里立刻响起了整齐划一的读书声。那不是无意识的念诵，而是一种带着极强目的性的、快速的记忆和背诵。每个人的眼神都死死地盯着书本，嘴唇快速地翕动着。

我站在门口，感觉自己像一个闯入了别人精密战争的局外人。这里没有奇迹，只有一种近乎残酷的、对时间的极致利用。

我决定去范德夫的家里看看。他的家庭住址，档案上有。那是市里最老的一个家属院，楼道里堆满了杂物，墙皮大片大片地脱落。

开门的是一个看起来很憔悴的中年女人，应该是范德夫的妻子。她看到我，眼神里充满了警惕。

“你是？”

“嫂子您好，我是范老师学校的同事，路过这里，顺便来看看。”我撒了个谎。

她显然不信，但还是让我进了门。屋子很小，两室一厅，家具都是几十年前的款式，但收拾得很干净。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张黑白遗照，是一个梳着羊角辫的小女孩，笑得很甜。

“这是……？”我指着照片问。

师母的眼神瞬间黯淡了下去，她用手擦了擦眼角，低声说：“是我女儿，十几年前，没了。”

我的心一紧，没敢再问下去。

我们在小小的客厅里坐下，她给我倒了杯水。我环顾四周，发现这个家里，几乎没有任何娱乐设备，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只有一排顶到天花板的旧书柜，里面塞满了各种教辅材料和书籍。

“范老师……他平时在家，也都是在备课吗？”我试探着问。

师母叹了口气，像是打开了话匣子。“他哪里是备课，他是在拼命。”她说，“自从接了这个班，他就像魔怔了一样。每天晚上不到两点不睡觉，就趴在桌子上，给那帮孩子写东西。写什么？给每个人写学习计划，分析他们的错题。四十九个孩子，一个都不落下。我跟他说，你都快退休的人了，身体要紧，别这么拼了。可他就是不听。”

她的声音里，充满了无奈和心疼。

“他给每个孩子都写学习计划？”我确认道。

“可不是嘛！”师-母-指着阳台角落里堆着的一摞麻袋，“喏，你看，那都是他写满字的草稿纸，用完了的。我让他卖废品，他还不让，说那都是孩子们的心血，得留着。”

我走到阳台，打开一个麻袋，里面全是密密麻麻写满了字的稿纸。我随手抽出一张，上面是精密的表格，左边是学生的名字，右边是对应的知识点漏洞分析，解题思路优化建议，甚至还有心理状态的评估和鼓励的话。字迹工整，逻辑清晰，每一个字都透着一股巨大的心力。

我一张一张地翻看着，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这哪里是教案，这分明是一个将领为他四十九个士兵制定的、精确到每一个战壕、每一个火力点的作战地图。

“他身体不好，有很严重的胃病和关节炎。”师母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带着一丝哭腔，“天一冷，腿就疼得走不了路。胃也疼，经常半夜里痛得满头大汗。我劝他去医院看看，他总说，等这帮孩子高考完了再去。他说，这是他带的最后一届学生了，他得对得起他们。”

我拿着那些稿纸，手在微微发抖。我开始明白，梁文说的“用命换来的”是什么意思。不只是学生在用命学，这个叫范德夫的老师，也在用命教。

那天晚上，我回到招待所，一夜没睡。我把白天看到的、听到的，在脑子里一遍遍地过。我意识到，我可能从一开始就错了。我一直在寻找他们“如何作弊”的证据，却忽略了他们“为何要这样做”的动机。

一个普通的班级，一群普通的学生，一个临近退休的普通老师。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让他们凝聚成一个如此坚不可摧的堡垒？

我隐隐感觉到，在这个“高考奇迹”的背后，一定藏着一个比舞弊更深，也更动人的秘密。而那个秘密的核心，就藏在范德夫身上，藏在他那间堆满旧书和稿纸的小屋里，藏在那张黑白的小女孩遗照里。

深夜，我仿佛看见范德夫佝偻着背，在孤灯下，就着一杯浓茶，在一张张稿纸上，为他的四十九个孩子，规划着通往未来的道路。窗外是沉沉的黑夜，而他笔尖下的沙沙声，就是孩子们黎明前的唯一光亮。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自己手里的那份调查令，和那些措辞严厉的举报信，显得那么冰冷，那么可笑。我第一次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怀疑。我来这里，究竟是为了揭开一个所谓的“真相”，还是为了摧毁一个用爱和信任构筑起来的梦？

第二天，我再去旁听范德夫的课时，心态已经完全不同了。我不再是一个寻找破绽的审查者，而更像一个试图理解的学生。

我看到，他在讲一道复杂的物理题时，会突然停下来，点一个叫王浩的男生的名字。王浩是个很胖的男孩，坐在最后一排，有些走神。

“王浩，你昨晚是不是又熬夜打游戏了？”范德夫的声音很平静。

王浩的脸“腾”地一下红了，低下了头。

“我知道，”范德夫说，“这道题的第三个解法，用到的辅助线，就像你游戏里那个英雄的二技能，需要预判对手的走位。你连游戏都能玩好，这道题，静下心来，一样能解出来。下课来我办公室一趟，我给你单独讲。”

全班同学都善意地笑了起来，王浩也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眼神里却多了一丝光。

我看到，在课间休息的时候，那个叫林湘的女孩，脸色有些发白，她捂着胸口，轻轻地喘着气。范德夫立刻走了过去，从自己的抽屉里拿出一个小小的保温杯，递给她。

“把这个喝了，今天下午的体育课，你别去了，在教室里休息。”

林湘接过杯子，小声说了句“谢谢范老师”。我后来才知道，那杯子里，是师母每天早上专门为林湘熬的红枣姜茶，暖身体的。

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能让四十九个孩子对他死心塌地。他不是在教书，他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去“渡”这群孩子。他记得每个人的弱点，也看得到每个人的闪光点。他给他们的，不只是知识，更是一种父亲般的关怀和尊重。

那天晚上，我再次去了范德夫的家。这一次，我是以晚辈的身份，提了两斤水果去的。

师母看到我，愣了一下，但还是让我进去了。范德夫正在灯下批改作业，看到我，也有些意外。

我们聊了很久，从他的教学方法，聊到班里的每一个学生。他提起那些孩子，浑浊的眼睛里，就有了光。他说梁文有大将之风，说林湘是百年一遇的天才，说王浩虽然贪玩但脑子极快……他就像一个骄傲的父亲，在炫耀自己最优秀的孩子。

我始终没有提舞弊的事，也没有提那个已经去世的女儿。

临走的时候，我站在门口，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范老师，您这么拼，到底是为了什么？图个名声？还是为了奖金？”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他才缓缓地抬起头，看着墙上女儿的遗照，眼神里是我看不懂的深沉的悲伤。

他沙哑着嗓子说：“陈组长，你不懂。我不是为了名，也不是为了利。我只是……想求个心安。”

求个心安。这四个字，像一颗子弹，击中了我的心脏。

回去的路上，夜风很凉。我开着车，漫无目的地在城市里转悠。我脑子里一遍遍地回响着范德夫的话。一个老师，究竟要背负着怎样的过去，才能说出“求个心安”这样的话？

我决定，要查清范德夫的过去。我要知道，那张黑白照片背后的故事。

四、他在教科书的页边，用红笔画出了四十九条命的轨迹

调查陷入了僵局，学生和老师这边，像一块铁板，撬不开一丝缝隙。我把重心，转向了对范德夫个人背景的挖掘。我动用了一点私人关系，托人调取了范德夫的人事档案，以及他过去二十几年的所有资料。

资料很快传了过来，厚厚的一沓。我把自己关在招待所的房间里，一页一页地翻看。

范德夫，一九五八年生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毕业于国内一所顶尖的师范大学物理系。他的履历，前半段堪称辉煌。大学期间成绩优异，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毕业后，作为优秀人才被分配到省城的一所重点中学任教。年轻时的他，意气风发，是当时教育界公认的“希望之星”。

但从十五年前开始，他的履历，出现了一个断崖式的转折。

档案上记载，十五年前，他因为“个人原因”，主动申请从省重点中学，调回了老家这座三线小城，进了名不见经传的市七中。从那以后，他的名字，就从各种优秀教师、学科带头人的名单里消失了。他就像一颗明亮的星星，自己主动熄灭了光芒，坠入了沉沉的黑夜。

“个人原因”是什么？档案上语焉不详。

我继续往下翻，翻到了一张泛黄的医疗事故鉴定报告的复印件。鉴定报告的主角，是一个叫范思遥的女孩，八岁。结论是，因先天性心脏病并发急性心力衰竭，抢救无效死亡。

范思遥。我想起了他家里墙上挂着的那个小女孩的遗照。

我的心，被狠狠地揪了一下。

报告的附件里，有一份范德夫亲笔写的申诉材料。材料里，他用一种极度克制而又充满血泪的笔触，描述了女儿从发病到去世的整个过程。他反复强调，不是医院抢救不力，而是他这个做父亲的，没有能力。因为当时，有一种从国外引进的介入治疗手术，成功率很高，但费用高达十几万。而他，一个中学老师，根本拿不出这笔钱。

他眼睁睁地看着女儿的生命，在自己怀里一点点流逝。

申诉材料的最后，他写道：“我女儿的命，是穷死的。我恨的不是医院，我恨的是我自己的无能。”

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会从省城回到这里。那座繁华的城市，是他永远的伤心地。他也一定是在那一刻，对所谓的“知识改变命运”产生了巨大的怀疑。他一个顶尖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却连自己女儿的命都保不住。

这道坎，他十五年，都没能迈过去。

我放下档案，点了一根烟，手抖得厉害。窗外，夜色如墨。我仿佛能看到十五年前，一个绝望的父亲，抱着女儿渐渐冰冷的身体，在医院走廊里无声地痛哭。

第二天，我拿着档案，再次找到了刘校长。这一次，我的态度很强硬。

“刘校长，我要知道十五年前，范德夫老师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请你不要再跟我打官腔。”

刘校长看着我手里的档案，脸色变了又变。他沉默了很久，终于长长地叹了口气。

“小陈啊，你还年轻，有些事，你不知道。”他给我倒了杯茶，开始讲述那段往事。

刘校长口中的故事，和我从档案里看到的，基本吻合。但更多了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

范德夫的女儿去世后，他整个人都垮了。他开始酗酒，打架，上课也变得心不在焉。学校的领导找他谈话，他却递上了一纸调动申请。他说，他没脸在那个地方待下去了。

回到市七中后，他变得沉默寡言，不与人来往。教学上，也不再像以前那样锐意进取，只是按部就班地完成任务。所有人都以为，范德夫这个人，这辈子就算完了。

直到三年前，他主动向学校申请，要带这一届的重点班。

“当时我们都不同意。”刘校长说，“他那个状态，我们怎么敢把最好的生源交给他？但他当时，就跟我们撂下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把这个班交给我，三年后，我还你们一个奇迹。如果做不到，我卷铺盖走人，这辈子再也不当老师。’”

刘校长说，范德夫当时说这话的时候，眼神里有一种让人害怕的东西。学校最终还是顶着压力，把这个班交给了他。

而后的三年，范德夫就像变了一个人。他戒了酒，把家搬到了学校附近，几乎是以校为家。他用一种近乎自虐的方式，把自己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这个班上。

“那林湘呢？那个得了心脏病的女孩，是怎么回事？”我问出了心里最大的疑问。

刘校长的表情变得更加复杂。他说：“林湘这孩子，是范老师从乡下中学特招回来的。当时所有人都反对，这孩子成绩是好，但身体太差了，就是个定时炸弹，万一在学校出了事，谁担得起这个责任？可老范当时，就跟我们拍了桌子。他说，‘这孩子，就是当年的我女儿。只要我范德夫还有一口气，就不能眼睁睁看着她被耽误了。所有责任，我一个人扛！’”

我的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是有什么东西炸开了。

所有的线索，在这一刻，都串联了起来。

范德夫的女儿，林湘的心脏病，那个不可能的成绩，那四十九张沉默的脸……

我突然有了一个大胆到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猜测。

我冲出校长办公室，直奔高三一班的教室。我必须立刻找到一样东西，来验证我的猜测。

教室里空无一人，学生们都去上体育课了。我走到林湘的座位前，她的桌子上，整齐地码放着几本教科书。我拿起最上面的一本物理书，快速地翻动着。

书的页边，用红色的水笔，画着一些奇怪的符号。有小小的五角星，有三角形，还有一些我看不懂的标记。每一页都有。

我立刻跑回办公室，拿出我之前“借”来的范德夫的那本旧教科书，翻到对应的页码。

我惊骇地发现，范德夫的书上，在同样的位置，用同样的红笔，画着一模一样的符号！

这不是巧合。

我压抑住狂跳的心脏，开始一页一页地对比。我发现，范德夫的书，就像是这本书的“母版”。他在自己的书上，用这些符号，标注出了每一个章节的重点、难点、易错点。而林湘的书，就是对这个“母版”的完美复刻。

这是一种无声的、点对点的知识传递。

我立刻又去翻了班长梁文的书，还有其他几个学生的书。

结果，让我头皮发麻。

每一个学生的书上，都有这些红色的标记。但每个人的标记，又不完全相同。有的学生，在某个章节的标记特别多，说明这是他的薄弱环节。有的学生，标记则集中在难题和拓展题上。

我终于明白了。范德夫，用这种最原始、最笨拙，也最耗费心血的方式，为他班上的每一个孩子，都定制了一本独一无二的“武功秘籍”。

他教科书页边那些密密麻麻的红线和符号，画出的不是考点，而是他四十九个学生的，四十九条通往未来的命运轨迹。

我拿着那本写满了红色标记的物理书，瘫坐在椅子上。我感觉自己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

这已经不是教学了，这是一种献祭。

我脑海里，浮现出无数个深夜，范德夫在孤灯下，就着一本教科书，和四十九本一模一样的教科书，用一把红色的水笔，一笔一划，为他的孩子们，搭建着通往象牙塔的桥梁。他的背，一定更驼了。他的胃，一定更痛了。他的眼睛，也一定更花了。

可他还在画。因为他知道，他每多画一条线，他的孩子们，离那个因为贫穷而逝去的女儿的命运，就远了一分。

我突然想起，在讯问室里，梁文对我说的话。

“你真正应该问的，不是我们怎么考了这么高的分。而是我们，愿意为了什么，去考这么高的分。”

是啊，为了什么？

为了一个像父亲一样，为他们耗尽心血的老师。为了一个像妹妹一样，正在与死神赛跑的同学。

我猛地站起身，冲出了办公室。我必须去证实我最后一个，也是最可怕的那个猜测。

五、模拟考那天，救护车的鸣笛，是这个谎言的第一道裂缝

我需要找到那次模拟考试的详细记录，尤其是关于林湘晕倒的细节。学校的官方记录语焉不详，我决定从侧面入手——医院。

我驱车赶往市第一人民医院，找到了急诊科当时的值班医生，一个姓张的老大夫。提起几个月前那个从七中送来的女学生，他记忆犹新。

“那姑娘送来的时候，情况很危险。”张医生扶了扶老花镜，回忆道，“心律失常，呼吸困难，典型的过度劳累导致的心脏负荷过重。再晚送来半个小时，可能就……”

“当时是谁送她来的？”我急切地问。

“一个五十多岁的男老师，瘦高个，戴个眼镜。哦，对了，还有个高个子的男学生。”张医生描述的，正是范德夫和梁文。

“他当时都快急疯了，抓着我的胳膊，手抖得不成样子，一遍遍地问我，‘医生，救救她，一定要救救她，她还那么年轻，她是我们全班的希望’。”

全班的希望。这五个字，像针一样扎进我的耳朵。

“后来呢？女孩的治疗情况怎么样？”

张医生叹了口气：“命是保住了，但情况不乐观。她的病，是先天性的，拖得太久了。唯一的根治办法，就是做心脏移植手术。但那个费用……唉，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就是个天文数字。”

“大概需要多少钱？”

“三十万。这还只是手术费，后期的抗排异药物，更是一笔无底洞。”

三十万。

这个数字，像一座大山，重重地压在了我的心上。我几乎可以肯定，范德夫和他的四十九个学生，早就知道这个数字。

从医院出来，天色已经暗了。城市的霓虹灯次第亮起，车流不息。我坐在车里，却感觉浑身冰冷。

一个精心策划的“高考奇迹”。

一个需要三十万手术费的重病女孩。

一个为学生耗尽心血、内心深处对女儿怀有巨大愧疚的老师。

一群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的学生。

真相的轮廓，已经在我脑海里，变得无比清晰，也无比残酷。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师生情深的故事。这是一个计划，一个赌上了一个班级所有人的前途和命运，去拯救一个同学生命的，悲壮的计划。

他们需要钱，一大笔钱。但他们都是穷学生，范德夫也只是个穷老师。他们拿不出三十万。

所以，他们只能去“创造”一笔钱。

而他们唯一拥有的，就是他们的头脑，和改变命运的强烈渴望。

我猛地一踩油门，车子呼啸着向市七中开去。我需要找梁文，那个计划的“执行官”，我要听他亲口把这个故事讲出来。

我在学校的操场上找到了梁文。他正在跑道上跑步，汗水浸湿了他的T恤。看到我，他停了下来，用毛巾擦着汗，眼神平静地看着我。

“陈老师，你都知道了？”他问。

我点了点头。

我们在操场的台阶上坐了下来。夏夜的风，带着一丝凉意。远处，是城市的万家灯火。

“为什么？”我问他，声音有些沙哑。

“没有为什么。”梁文看着远方，轻声说，“如果躺在病床上的是我，林湘和班里的其他同学，也会做同样的事。”

他告诉我，林湘晕倒之后，所有人都慌了。医生的话，像一盆冰水，浇灭了他们所有的希望。三十万，对于这群来自普通工薪家庭，甚至农村家庭的孩子来说，是一个他们想都不敢想的数字。

那天晚上，范德夫把全班同学留了下来。

那是他们第一次，看到范老师流泪。

那个在他们面前，永远像山一样坚强，像铁一样严厉的男人，当着所有学生的面，哭了。

他给他们讲了自己女儿的故事。讲了那个在十五年前，同样因为没钱治病而夭折的，叫范思遥的女孩。

“他说，他教了一辈子书，自以为桃李满天下，可到头来，连自己的女儿都救不了。他说，他恨自己。”梁文的声音，带着一丝哽咽，“他说，他不允许同样的事情，在林湘身上再发生一次。那是他欠思遥的，也是欠他自己的。”

“所以，你们就想到了这个办法？”

梁文点头。“是范老师最先提出来的。他说，我们唯一的资本，就是我们的成绩。如果我们能创造一个史无前例的高考奇迹，一个足以轰动全市，甚至全省的奇迹，就一定能吸引媒体的关注。只要有了关注，就有了给林湘筹集手术费的希望。”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是一个多么疯狂，又多么天才的计划。

他们把高考，当成了一场精心策划的商业路演。他们的成绩单，就是他们的项目计划书。而他们的目标投资人，是整个社会。

“610分，是你们的目标线？”

“是的。”梁文说，“范老师计算过，要造成足够大的轰动效应，必须有一个标志性的数字。我们班大部分同学的实力，都在580到600分之间。要拔高到610分以上，每个人，都必须拼上最后一口气。所以，从那天起，我们班就进入了战争状态。”

“那另外九个同学呢？”我问，“为什么他们没有超过610分？”

梁文的脸上，露出一丝痛苦的神色。

“他们的基础，太差了。”他说，“范老师为他们制定的目标，就是尽力考上一个本科。我们不能为了一个虚假的奇迹，毁掉他们本该有的人生。所以……我们四十个人，每个人，都从自己的学习时间里，分出了一部分，一对一地去帮他们补课。”

我的心脏，像是被重锤狠狠地击打着。

我以为我听到了一个关于牺牲的故事，但我错了。这不是牺牲，这是救赎。四十个强者，在冲刺的最后关头，放慢了自己的脚步，回过头，去拉扯那九个掉队的同伴。

“那段时间，我们每天只睡四个小时。”梁文的声音，飘散在夜风里，“教室的灯，彻夜不熄。每个人都像上了发条的钟，不敢停下来。我们知道，我们慢一分钟，林湘的生命，就危险一分。”

“林湘她自己，知道这个计划吗？”

梁文摇了摇头：“我们都瞒着她。范老师说，她唯一的任务，就是考出她应有的水平，考一个全省状元回来，给我们这个计划，加上最重的一个砝码。其他的，我们来扛。”

我无法想象，一个十七岁的女孩，是如何在对自己的病情和未来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背负着整个班级的希望，走进考场的。我也无法想象，那四十个孩子，是如何在巨大的身心压力下，精准地把自己的分数，控制在那个既能创造奇迹，又不会显得过于虚假的目标线上。

这需要多么强大的意志力，和多么精密的计算。

“高考结束那天，我们没有一个人欢呼。”梁文说，“我们全班，一起去了医院，在林湘的病房外，站了一整天。我们没敢进去，怕她看出来。我们就那么站着，像一群等待审判的罪人。”

“你们不是罪人。”我看着他，一字一顿地说，“你们是英雄。”

梁文的眼眶，红了。这个从我见到他第一面起，就坚强得像一块石头的男孩，终于在这一刻，露出了他脆弱的一面。

他用手捂住了脸，肩膀剧烈地颤抖着。

我知道，这个夏天，压在这群孩子身上的，是多么沉重的担子。他们用自己稚嫩的肩膀，扛起了一个同学的生命，扛起了一个老师深埋了十五年的愧疚。

那一晚，我和梁文聊了很久。他把所有的细节，都告诉了我。那些我曾经百思不得其解的疑点，都有了答案。

他们为什么会给出千篇一律的回答？因为这是他们早就演练好的，为了保护这个计划，保护范老师。

范老师为什么会说“求个心安”？因为他在用这种方式，救赎当年的自己。

我回到招待所，天已经快亮了。我坐在桌前，看着窗外泛起鱼肚白的天空，久久无法平静。

我该怎么办？

写一份调查报告，把这个惊天动地的“阴谋”公之于众？那范德夫，很可能会因为“引导学生制造虚假舆论”而被撤职，甚至承担法律责任。这群前途光明的孩子，也会被贴上“不诚信”的标签，背负一生的污点。而林湘，将彻底失去被救治的希望。

还是，写一份“查无实据”的报告，把这个秘密，永远地埋藏起来？那我，就违背了我的职责，成了一个撒谎的同谋。

我陷入了职业生涯以来，最痛苦的一次挣扎。

六、师母端给我的那碗蛋花汤，比我所有的证据都滚烫

在做出最终决定之前，我决定再去一次范德夫的家。这一次，我没有带任何工作文件，只是以一个普通晚辈的身份。

还是师母开的门。几天不见，她好像又苍老了一些。看到我，她的眼神不再像最初那样警惕，多了一丝复杂的、欲言又止的情绪。

“陈组长，你来了。”

“嫂子，别叫我组长了，叫我小陈就行。”

范德夫不在家，师母说他去学校了，高考虽然结束了，但他还要帮孩子们整理档案，指导他们填报志愿。

屋子里很安静，只有老式挂钟的滴答声。师母给我倒了杯水，我们俩就那么沉默地坐着。

“他……都跟你说了吧？”最终，还是师母先开了口。

我点了点头。

她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她不是嚎啕大哭，就是那么安静地流着泪，用手背不停地擦拭。

“我其实，一直都不同意他这么干。”她哽咽着说，“这太冒险了。万一被人发现了，他这辈子的名声，就全毁了。那帮孩子，也都得跟着受牵连。我劝过他好多次，可他就是不听。他说，名声算什么？跟一条人命比起来，什么都不算。”

“他说，当年思遥走的时候，他就在医院的走廊里发过誓。如果老天再给他一次机会，就算倾家荡产，就算身败名裂，他也一定要把人救回来。他说，林湘那孩子，就是老天爷给他的那次机会。”

师母的话，像一把小锤，一下一下地敲打着我的心。我能想象，这三年来，这对夫妻，承受着怎样的煎熬。一个在外面，顶着巨大的压力，执行着一个疯狂的计划。一个在家里，每天提心吊胆，默默地为他熬汤，洗衣，支撑着这个摇摇欲坠的家。

“他这几年，就没睡过一个好觉。”师母擦干眼泪，继续说，“晚上说梦话，喊的都是那些孩子的名字。有时候喊‘梁文，你这道题又错了！’，有时候喊‘林湘，撑住，一定要撑住！’。前段时间，他胃病又犯了，疼得在床上打滚，我让他去医院，他死活不去。他说，他不能倒下，他要是倒下了，那四十九个孩子，就没指望了。”

我看着这个瘦弱的女人，心里充满了敬意。她或许不理解丈夫那些复杂的教育理念，但她用最朴素的方式，支持着他，守护着他。

中午，师母留我吃饭。她走进厨房，不一会儿，就端出两碗面，还有一碗热气腾腾的蛋花汤。

“家里没什么好菜，你别嫌弃。”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我端起那碗蛋花汤，汤很清，里面只飘着几缕金黄的蛋花和一点葱花。可我喝了一口，却感觉一股暖流，从喉咙一直暖到了胃里，暖到了心里。

那是我这辈子，喝过的最滚烫的一碗汤。

它比我收集到的所有证据，所有的档案，都要滚烫，都要有分量。

吃完饭，我准备告辞。师母把我送到门口，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用手帕包着的东西，塞到我手里。

“小陈，这是我和老范的一点心意，你一定要收下。”

我打开手帕，里面是一沓叠得整整齐齐的钱，有新有旧，看起来，像是凑了很久。

“嫂子，你这是干什么！”我急忙把钱推回去。

“你别误会。”师母按住我的手，眼圈红了，“我们知道，你为这个事，也担着风险。这些钱，不多，是我们俩的全部积蓄了。我们不求你做什么，我们只求你，看在那帮孩子都是好孩子的份上，看在老范他……他快一辈子了，不容易的份上，能……高抬贵手。”

她说完，深深地给我鞠了一躬。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我扶起她，把钱硬塞回她的手里。

“嫂子，你听我说。”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范老师，是我见过的，最了不起的老师。他教出来的学生，也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学生。你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从范德夫家出来，我没有回招待所，而是直接去了市里最大的新华书店。

我用自己的工资卡，买了四十九本最新的《现代汉语词典》，然后，开车回到了市七中。

我把梁文叫了出来，把那四十九本词典，交给他。

“这是我私人，送给你们的毕业礼物。”我说，“告诉大家，好好学习，前途无量。”

梁文看着我，看着那堆积如山的新词典，他什么都明白了。

他没有说谢谢，只是对着我，深深地鞠了一躬。和他母亲一样，一个九十度的，充满了力量和信任的躬。

我回到招待所，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我拿出了那份空白的调查报告，开始动笔。

我从来没有像那一刻一样，感觉到自己笔尖的沉重。我知道，我写下的每一个字，都将决定四十九个孩子的命运，和一个老师一生的清白。

我写得很慢，很艰难。

最终，我在“调查结论”一栏，写下了这样一行字：

“经查，市七中高三一班在二零零一年高考中，未发现任何形式的集体舞弊行为。其优异成绩，主要归功于班主任范德夫老师创新的、个性化的教学方法，以及全体学生勤奋刻苦的努力。建议在全省范围内，对‘范德夫教学模式’进行总结和推广。”

写完最后一个字，我扔下笔，整个人像虚脱了一样，瘫倒在椅子上。

窗外，夕阳如血。

我知道，我撒了一个谎。一个可能会让我丢掉工作，甚至断送前程的谎。

但我也知道，我守护了一个比真相更重要的东西。

那东西，叫良心。

七、他用一个死去女儿的故事，向四十八个孩子借了一整个未来

提交报告的前一天晚上，范德夫约我见面。地点在他学校附近的一个小茶馆，很旧，很安静。

他看起来比前几天更憔悴了，眼窝深陷，但精神却很好，眼神里有一种尘埃落定后的平静。

“陈组长，谢谢你。”他给我倒了杯茶，开门见山。

“范老师，你别谢我，我什么都没做。”

他笑了笑，那笑容里，有感激，有释然，还有一丝我当时看不懂的悲凉。

“你送给孩子们的那四十九本词典，梁文都跟我说了。”他说，“我知道，你已经做出了选择。”

我们沉默了很久，只有茶水的雾气，在昏黄的灯光下，袅袅升起。

“范老师，”我终于忍不住开口，“我还是想不通。你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种方式？这太冒险了。万一……万一我不是我呢？万一我只是一个按规定办事的、冷冰冰的调查员呢？你想过后果吗？”

他喝了口茶，滚烫的茶水，他好像感觉不到一样。

“想过。”他缓缓地说，“最坏的结果，无非是我身败名裂，被开除公职。但那又怎么样呢？我已经快退休了，没什么可以再失去的了。只要能引起社会的关注，只要能救林湘的命，我这点名声，算得了什么。”

“可孩子们呢？”我追问，“他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你把他们也绑上了你的战车，这对他们不公平。”

“不，你错了。”范德夫摇了摇头，他的目光穿过茶馆的窗户，望向远处市七中的方向，眼神变得无比温柔，“你以为，是我绑架了他们吗？其实，是他们，给了我这个老头子，一次重新活过的机会。”

他告诉我，在决定实施这个计划之前，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想了两天两夜。他知道这个计划的风险，也知道它一旦失败，会给这些孩子们带来怎样的毁灭性打击。

第三天晚上，他把梁文叫到了办公室。他把自己的想法，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梁文。他没有要求梁文做什么，只是说：“这是我的一个想法，一个很自私的想法。你回去，告诉班里的同学。如果，有一个人反对，这件事，就到此为止。”

梁文回去后，把全班同学召集到了一起。

第二天早上，梁文交给了范德夫一张纸。

那张纸上，没有写一个字，只有四十八个鲜红的指印。

四十八个，一个都不少。

“从我看到那些指印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范德夫的眼眶，有些湿润，“是这群孩子，用他们的信任和善良，把我从过去十五年的噩梦里，给拽了出来。他们让我相信，我这辈子坚持的东西，没有错。”

“他们不是在帮我，他们是在帮他们自己。他们在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一件事——读书，不仅仅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更是为了有能力，去守护自己在乎的人。”

我被他的话，深深地触动了。

我一直以为，是范德夫用他女儿的故事，绑架了整个班级。但我现在才明白，是这群善良的孩子，主动选择，用自己的未来，去为一个逝去的姐姐，和一个正在挣扎的同学，完成一场迟到了十五年的救赎。

这无关绑架，这是一种选择。一种闪耀着人性光辉的，最纯粹的选择。

“报告递上去之后，媒体很快就会跟进。”我说，“到时候，你和孩子们，都会被推到聚光灯下。你们准备好了吗？”

“我们没什么好准备的。”范德夫说，“我们就说实话。实话是，我们有一个好老师，有一群努力的学生。这就够了。”

“那林湘的手术费……”

“我相信，这个社会，还是好人多。”他的语气，充满了笃定。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多。他给我讲了他年轻时的理想，讲了他对物理学的热爱，讲了他对教育的理解。我第一次发现，这个沉默寡言的老人，内心，原来藏着一个如此丰沛而炽热的世界。

临走时，他突然叫住我。

“小陈，”他看着我，眼神无比郑重，“我知道，你为了我们，担了很大的风险。这份人情，我范德夫这辈子，可能还不清了。但请你相信，我的这些学生，他们将来，一定会成为对这个社会有用的人。他们会用他们的一生，来证明你今天的选择，是正确的。”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回到省城，我递交了那份“查无实据”的调查报告。

领导看了报告，又看了看我，眼神意味深长。他什么都没说，只是在报告上，签下了“同意”两个字。

我知道，我赌赢了。

八、我写了两份调查报告，一份给了单位，一份给了良心

我的调查报告，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了巨大的涟漪。

市七中“高考奇迹”的新闻，在我的报告“正名”之后，迅速登上了省内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一个普通中学和它的高考神话》、《揭秘“最牛高考班”背后的男人——记优秀教师范德夫》……诸如此类的报道，铺天盖地。

范德夫和他的高三一班，成了那个夏天，最耀眼的明星。

范德夫被评为“全省模范教师”，各种荣誉和奖金，接踵而至。但他把所有的奖金，都捐了出去，成立了一个以他女儿范思遥名字命名的助学基金，专门用来帮助那些和林湘一样的贫困学生。

媒体的聚光灯，也自然而然地照到了林湘身上。

当记者们得知，这个考出688分高分，被国内顶尖医学院录取的女孩，竟然是一个生命垂危的心脏病患者时，整个社会都为之震动了。

《天才少女的生命倒计时》、《谁来拯救我们的高考明星》……报道的标题，一个比一个揪心。

捐款，从四面八方，涌向了市七中那个小小的账户。有匿名的企业家，有普通的工薪阶层，有退休的老人，甚至还有很多在校的学生，他们把自己的零花钱，都捐了出来。

短短半个月，筹集到的善款，就超过了五十万。

林湘的手术，被安排在国内最好的心血管医院。手术前一天，高三一班的同学，从全国各地，赶到了北京。他们没有进病房，只是在医院的草坪上，隔着窗户，为他们的同学，加油打气。

我从报纸上，看到了那张照片。四十八个年轻的面孔，仰着头，望向住院部三楼的那个窗口。他们的眼神里，有担忧，有期盼，更有无穷的力量。

而范德夫，就站在他们中间。他比以前，更瘦了，也更老了，但他的脊背，却挺得笔直。

手术非常成功。

那天，我正在办公室里写材料。我的一个同事，拿着报纸，兴冲冲地跑进来，指着头版头条对我说：“陈默，你看，你调查的那个班，那个女孩，得救了！”

我接过报纸，看着照片上，林湘在父母的搀扶下，走出医院时，那苍白但充满希望的笑脸。

我的眼睛，一下子就模糊了。

我跑进卫生间，打开水龙头，用冷水一遍遍地冲着自己的脸。我不知道自己是该哭，还是该笑。

我只是觉得，那个夏天，我做的一切，都值了。

这件事，对我个人的影响，是微妙的。

单位里，开始有一些风言风语。有人说我沽名钓誉，有人说我被当事人收买了，更有人言之凿凿，说我跟市七中的校领导，有不可告人的关系。

我没有去辩解。

因为我知道，我还藏着一份报告。一份只写给我自己的，真正的调查报告。

那个夏天之后，我把所有关于市七中高三一班的资料，包括我的讯问笔录，我的调查笔记，那本写满红色标记的教科书的照片，以及范德夫女儿的医疗鉴定报告，全都锁进了那个铁皮盒子里。

我给自己写了另一份报告。

在那份报告里，我详细地记录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记录了那个悲壮的计划，记录了范德夫的过去，记录了那四十八个孩子的选择。

我把它，和那些资料，一起锁进了盒子。

我把它，命名为“一份交给良心的报告”。

我告诉自己，这个秘密，我会带进坟墓。因为，有些真相，一旦暴露在阳光下，它所散发的光芒，可能会灼伤那些善良的人。而我的职责，不是做一个冷酷的真相揭露者，而是做一个温暖的秘密守护人。

那件事之后，我仿佛一夜之间，就长大了。我不再是那个非黑即白，眼里揉不得一粒沙子的愣头青。我开始懂得，这个世界，是灰色的。在法理和人情之间，在规则和道义之间，存在着一条模糊的，需要用良心去丈量的地带。

我变得沉默，变得内敛。我把所有的锋芒，都收了起来。

几年后，我因为工作“踏实稳重”，被提拔为副处长。再后来，我结了婚，生了子。生活，像一条平缓的河流，载着我，向前流淌。

我再也没有见过范德夫，也没有见过那群孩子。我们就像两条相交后，又迅速远离的直线，各自奔向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我只是偶尔，会从新闻上，看到一些零星的消息。

梁文，大学毕业后，成了一名优秀的桥梁工程师，参与了很多国家级的重点项目。

当年那个调皮的胖男孩王浩，成了一名程序员，在一家知名的互联网公司，做到了技术总监。

还有其他的孩子，他们有的成了医生，有的成了律师，有的成了科学家……他们，都像范德夫所期望的那样，成了对这个社会有用的人。

而林湘，从医学院博士毕业后，放弃了留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回到了家乡的市第一人民医院，成了一名心血管外科的医生。

她用自己被拯救的生命，去拯救了更多的人。

九、很多年后我才明白，有些真相，比分数更重

父亲的葬礼结束后，我把那个铁皮盒子，带回了家。

妻子看到我抱着一个锈迹斑斑的旧盒子，好奇地问我里面是什么。

我说，是爸爸留给我的一些念想。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一个人坐在书房里，再次打开了那个盒子。

我拿出了那份已经泛黄的，我写给自己的调查报告，一字一句地，重新读了一遍。

那些尘封的往事，那些清晰的面孔，像电影一样，在我眼前掠过。

范德夫，那个用生命去践行“师者”二字的男人，在我提交报告后的第二年冬天，就因为胃癌晚期，去世了。

他走得很安详。据说，他临终前，手里还攥着一张高三一班的毕业合影。

他没有等到看见他的学生们，一个个都成长为国之栋梁。

但他一定看见了。

我合上报告，从盒子里，拿出了另一件东西。那是一封信，一封范德夫去世前，托师母转交给我的信。

信纸，是学生用的那种最普通的稿纸。字迹，因为病痛的折磨，已经有些歪歪扭扭，但依然能看出下笔时的用力。

“小陈同志：

见字如面。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应该已经去见我的女儿了。请不要为我难过，我走得很安心。

这辈子，我做错过很多事，也辜负过很多人。唯独两件事，我从不后悔。一是当年，娶了我的妻子。二是最后，教了高三一班那群孩子。

他们是我的骄傲。

我知道，你为我们的事，担了天大的干系。这份恩情，我无以为报。只能拜托你，如果将来，我的那些学生们，在人生的路上，遇到了什么过不去的坎，请你看在我的薄面上，看在那个夏天的份上，帮他们一把。

他们，都是好孩子。

此生有幸，能做他们的老师。此生更有幸，能遇见你这样的年轻人。

谢谢你，守护了我们的秘密。也谢谢你，让我这个失败的父亲，在人生的最后，找到了心安。

范德夫 绝笔”

我读完信，早已泪流满面。

我把信，小心翼翼地折好，放回铁皮盒子里，然后，把盒子，重新锁上。

第二天，我请了年假。我没有告诉任何人，一个人，买了一张去市七中的火车票。

十几年过去，城市已经变了模样。但市七中，还是那个老样子。只是校门口那棵老槐树，更加枝繁叶茂了。

我没有进去，只是在门口，站了很久。

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闷热的夏天，看到了那个叫陈默的年轻调查员，带着一身的戾气和怀疑，走进了这所学校。

他又从这所学校里，走了出来。只是，他带走的，是一颗被重新擦拭过的，柔软的，滚烫的心。

我去了范德夫的墓地。墓碑很干净，显然经常有人来打扫。碑前，放着一束新鲜的白色雏菊。

我把带来的一瓶酒，洒在墓前。

“范老师，”我轻声说，“孩子们，都很好。你放心吧。”

“我也很好。”

“谢谢你，让我明白了，一个人的良心，到底能有多重。”

离开墓地的时候，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

“喂，请问是陈默，陈叔叔吗？”电话那头，是一个温和而沉静的女声。

“我是，请问你是？”

“我是林湘。”

我的心脏，漏跳了一拍。

“我……我听师母说，您今天回来了。”她说，“我和梁文，还有几个在本地的同学，想请您吃顿饭，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

我沉默了很久，最终，还是婉拒了。

“不了，我下午就要回去了。替我向同学们问好。”

“陈叔叔，”她好像猜到了我的顾虑，急忙说，“我们没有别的意思。我们只是……想当面，跟您说一声谢谢。”

“不用谢。”我说，“你们真正该谢的，是范老师。”

挂了电话，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我不想见他们。

不是因为尴尬，也不是因为害怕。

我只是觉得，那个属于我们的夏天，那个不能说的秘密，就让它，永远地停留在过去吧。

我们每个人，都背负着那个秘密，在各自的人生轨道上，努力地，认真地活着。

我们，没有辜负那个夏天。

这就够了。

很多年后，我的儿子也参加了高考。查分那天，他很紧张。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对他说：“儿子，别怕。考多少分，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记住，你将来，要做一个善良的，正直的，对这个社会有用的人。这比任何分数，都重要。”

儿子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他不知道，这句话，是十五年前，一个叫范德夫的老师，用他的一生，教会我的。

我锁上书房的门，把那个铁皮盒子，放回了书柜的最深处。

我知道，这个秘密，会永远地，锁在我的心里。

它会像一颗恒星，在我未来漫长的人生里，在我每一次感到迷茫，每一次面临选择的时候，为我，照亮前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