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奋力追赶西方的同时，一种隐秘的焦虑在精英阶层中蔓延。

当日本使节团踏上欧美土地，他们带回的不仅是先进技术，更有对自身种族体质的深深忧虑——身高、体格、力量上的显著差距，被解读为一种关乎国家存亡的“人种劣势”。

这种对身体的集体凝视，悄然催生了近代日本史上最为激进的社会实验构想。

曾在日本引起轰动的“人种改良计划”，是如何进行的？后来成功了吗？

体格的落差与“人种改良论”的萌芽

1860年，当日本使节团首次正式访问美国，成员们对西方人高大的体型印象深刻。这种直观的冲击在1871-1873年声势浩大的岩仓使节团出访期间被反复验证。

使节团核心成员久米邦武在《美欧回览实记》中坦率记录了西方人种“体格之壮伟”带来的震撼。

明治政府首任文部大臣森有礼甚至提出过激设想，认为要真正吸收西方文明，应在物理层面进行融合，主张推动日本人与西方人的通婚。

这种将国家强盛与种族体质直接挂钩的思维，为后来的“人种改良”思潮埋下了伏笔。

1884年，东京帝国大学医学博士高桥义雄出版《人种改良论》一书，系统地将达尔文进化论与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引入日本社会改造议题。

他断言，日本国民在体力、智力上逊于欧美人种，此为国家积弱之源。

高桥提出具体方案，鼓励日本女性与欧美男性通婚，通过“杂婚”引入“优良”基因，期望在数代之后提升日本国民的整体素质。

值得注意的是，高桥并非孤例，这种以西方为模板的“人种改良”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影响力，反映了日本在急速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深刻身份焦虑与自我否定。

从理论构想到优生立法的扭曲之路

“人种改良论”在明治中后期更多停留在社会议论层面，官方并未大规模推行跨国通婚政策。

然而，其核心逻辑，即国家有权干预国民生育以“优化”种族，却如同潜伏的病毒，持续影响着日本的社会思潮。

进入20世纪，尤其是昭和时代，随着军国主义膨胀和对所谓“大和民族”纯粹性、优越性的极端强调，优生学思想在日本被工具化，走向了另一条更为黑暗的强制干预之路。

1940年，日本政府颁布《国民优生法》，标志着优生思想从民间讨论正式上升为国家意志。该法案明确以防止“不良子孙出生”及“增进国民素质”为目标。

法案授权政府对被诊断为患有精神疾病、智力障碍、遗传性身体疾病及其他被认定为“劣质”遗传因子携带者的人群实施强制性绝育手术，以阻止其繁衍后代。

值得注意的是，法案中对描述为“劣质”基因的名词等关键术语的定义极其宽泛模糊，为权力的滥用打开了方便之门。

1948年，日本在美军占领背景下又颁布了《优生保护法》。虽然名义上是为了应对战后资源匮乏和人口激增，允许因经济原因堕胎，并取代了《国民优生法》，但新法惊人地保留了强制绝育条款。

法案允许地方直接对所谓的“劣质”基因携带者，执行强制的绝育手术。该法一直实施到1996年才被《母体保护法》取代，期间长达近半个世纪。

沉默的伤痕与迟来的审视

日本在这两个法案的推行下，强制执行绝育政策，制造了无数无声的悲剧。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后续调查承认，在1948年至1996年《优生保护法》有效期内，约16,500人未经本人充分知情同意被实施了强制绝育手术，其中约10,000人是在明确表示不同意或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强制手术的。

受害者中约70%为女性，年龄最小的仅有9岁。许多人仅仅因为被贴上“智力低下”的标签，或患有癫痫、麻风病等疾病，甚至仅仅因为行为不符合社会规范，就被剥夺了生育权。

受害者群体长期处于社会边缘，承受着巨大的身心创伤和污名化，许多人终生生活在痛苦与羞耻中。日本政府对此长期沉默。

直到2018年，在受害者及其支持者数十年的奔走呼号和国际压力下，日本国会才终于通过《救济法》，向确认的受害者每人一次性支付320万日元（约合当时3万美元）的国家赔偿金。

然而，赔偿金额远低于受害者诉求，且申请程序复杂，认定标准苛刻，被批评为缺乏诚意。更重要的是，该法案回避了国家的法律责任，仅称“深刻反省”，未正式道歉。

“改良”幻梦的破碎与历史之问

从明治时期高桥义雄们希望通过跨国通婚主动“改良”人种，到昭和时代国家机器以优生之名强制剥夺特定人群的生育权，日本近代以来的“人种改良”思潮与实践，展现了一条从自卑焦虑到扭曲强制的清晰轨迹。

它揭示了当科学（尤其是被误用的优生学）与极端民族主义、国家权力媾和时，可能对个体生命尊严造成的可怕践踏。

日本在二战前对“人种改良”的渴望，本质上是对快速现代化进程中身份迷失的回应。而战后强制绝育政策的延续，则暴露了制度性歧视的顽固性。

当国家以“进步”或“福祉”之名，将国民划分为“值得存在”与“不值得存在”，其结果必然是文明的倒退与人权的灾难。

这段历史留下的最深刻教训在于，人类基因库的所谓“优化”从来不是国家权力的合法目标，个体生育自主与身体完整权，是不可逾越的文明底线。

那些被强制抹除的生命可能，成为对“人种改良”这一虚妄执念最沉痛的控诉。

资料来源：

明治日本的“人种改良”与学校体育.沈阳体育学院学报.第35卷第3期2016年6月

高桥义雄与严复的“人种改良”论比较日本研究·2011年第4期

许赛锋从“夷狄观”到“人种论”———近代日本对外视角的一个变动.文化与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