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头，天是灰的，地是烂的。

一脚踩下去，黑泥能没过脚脖子，拔出来，带起的不仅是泥，还有一股子能钻进骨头缝里的寒气。

这就是1974年的北大荒。

我叫陈劲，十八岁来的，到那年，已经在这里啃了六年窝窝头，抡了六年镐头。

手上的茧子，比我爹的年纪都大。

心里那点回城的火苗，早就被一年又一年的大雪给埋得差不多了，只剩下点不甘心的火星子，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偶尔燎一下，疼得睡不着觉。

直到她来。

她叫林岚。

名字真好听，像南方的雾。

可惜，这是在北大荒，只有刮骨头的刀子风。

她是从上海来的，新一批的知青。白得像精面馒头，细得像根豆芽菜。

第一天到我们知青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卡其布上衣，两条辫子乌黑，眼睛大得像能盛下一整片天。

她站在那，看着一望无际的黑土地，眼睛里是雾，不是南方的雾，是迷茫的雾。

我们这帮老油条，早就被磨得没了人样，一个个糙得像地里的土坷垃。

她站在我们中间，就像一捧雪掉进了煤堆里。

太扎眼了。

队长分活，看她那细胳膊细腿，叹了口气，让她去喂猪。

喂猪是轻省活，但脏。

猪圈那味儿，隔着二里地都能把人熏个跟头。

她提着猪食桶，站在猪圈门口，脸色比她身上的衣服还白。

我那天正好从地里回来，镐头扛在肩上，浑身是泥。

看见她那副要哭出来的样子，心里不知怎么就动了一下。

“我来吧。”我说，声音干得像被砂纸磨过。

我从她手里接过桶，没看她，径直走进猪圈，哗啦一下把猪食倒进槽里。

猪哼哼唧唧地抢食，溅了我一身的汤水。

我不在乎，早就习惯了。

等我出来，她还站在那，看着我，眼睛里除了雾，好像还有点别的东西。

“谢谢你。”她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哼。

“没事。”我把桶还给她，“以后这种活，你干不了就吱声。”

从那天起，我就成了她的“保镖”。

不是我自愿的，是活儿逼的。

她干不了重活，割麦子能把手划得全是口子，挑水能把扁担压断在肩上。

每次她快撑不住的时候，我都会“正好”路过。

“让开，笨手笨脚的。”

我抢过她的镰刀，或者替她挑起那担水。

我的话不好听，带着一股子不耐烦，但我们队里的人都看出来了。

陈劲那小子，看上新来的上海小妞了。

他们拿我们开玩笑，在地头，在饭桌上，怪声怪气地喊“陈劲，你媳妇儿喊你回家吃饭啦！”

林岚的脸皮薄，每次都红得像块布。

她会低下头，用筷子戳着碗里的高粱米饭，一粒一粒地，好像要把它戳出花来。

而我，就瞪着那帮起哄的家伙，吼一嗓子：“再他妈瞎咧咧，信不信我把你们牙打掉？”

我打架是出了名的狠，没人敢真惹我。

慢慢地，他们也就不怎么开玩笑了，只是眼神里都带着一股子“我懂的”的坏笑。

其实我跟林岚，除了帮她干活，话说得很少。

我们之间，隔着一条河。

她是上海人，我是北京胡同里长大的。她是干部家庭，我是工人子弟。她嘴里偶尔会蹦出几个我听不懂的词，什么“布尔乔亚”、“小情调”。

我呢，只会说“他妈的”、“干活”、“吃饭”。

但有些东西，不需要说话。

比如，冬天她手生了冻疮，又红又肿，像发面胡萝卜。

我看不下去，用我攒了半年的布票，托回城探亲的老乡，从城里带回来一管蛤蜊油。

我没直接给她，趁她不在，偷偷塞进了她的枕头底下。

她也没说谢谢。

但第二天，我发现我破了个大洞的棉袄袖口，被缝得整整齐齐，针脚细得像蚂蚁爬。

我们就像在进行一场无声的交换。

我用我的力气，换她的针线。

我用我的粗糙，换她的温柔。

这种交换，让我在北大荒的日子，第一次有了点甜味。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甜？

就像在啃窝窝头的时候，偶尔嚼到一粒没磨碎的玉米粒，咯嘣一声，满嘴都是粮食的香气。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

春天插秧，夏天锄草，秋天收割，冬天猫冬。

周而复始。

我和林岚的关系，也像这四季一样，慢慢地，从陌生，到熟悉，再到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依赖。

她会把她舍不得吃的鸡蛋，偷偷塞到我的饭盒里。

我会在下工后，绕远路去山坡上，给她采一把野花。

我们从不说什么“我喜欢你”之类的话。

那年头，不兴这个。

但我们都知道，我们跟别人不一样。

我们的未来，好像被一根看不见的线，拴在了一起。

那根线，就是“回城”。

我们都想回去，做梦都想。

林://www.so.com/s?q=%E6%9E%97%E5%B2%9A&src=srp_translation&pid=srp_translation&psid=3051187440&fr=srp_translation&shb=1&ls=srp_translation_qr&ie=utf-8

岚想回上海，她总说，上海的梧桐树叶子掉下来，都比这里的雪花好看。

我想回北京，我想念我妈做的炸酱面，想念夏天傍晚，胡同口乘凉的老头老太太。

“等我们回去了，”有一次，我们俩并排坐在田埂上，看着落日把天边烧成一片橘红，她轻声说，“等我们回去了，我就带你去吃最好吃的生煎包。”

“行。”我看着她的侧脸，她的睫毛在夕阳下像两把小刷子，“到时候，我带你去逛前门楼子。”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我们拉了勾。

手指勾在一起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她的指尖在微微发抖。

我的心，也跟着抖了一下。

那一刻，我觉得，北大荒的泥地，好像也没那么难走了。

1974年的秋天，那个消息像一颗炸雷，在我们知青点炸开了。

上面下来一个返城指标。

一个。

就一个。

整个知青点，二十多号人，都疯了。

这意味着，有一个人，可以告别这该死的黑土地，回到日思夜想的城市。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诱惑？

就像一个快要渴死的人，看到了一片绿洲。

哪怕知道可能是海市蜃楼，也要拼了命地爬过去。

那段时间，知青点的气氛变得很诡异。

平时称兄道弟的人，见面眼神都躲躲闪闪。

每个人都在心里盘算着自己的资历、表现、家庭背景。

谁最有希望？

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

明面上，都说要公平竞争，要看贡献，看表现。

暗地里，各种小动作都开始了。

有人给队长送烟，有人给公社书记写思想汇报，还有人，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张自己爹是“老革命”的证明。

我和林岚，成了所有人关注的焦点。

因为，按资历，按表现，我最有希望。

我来得最早，六年了。每年都是劳动标兵，队长不止一次在大会上表扬我，“陈劲这小子，干活像头牛，一个人能顶俩。”

而林岚，她的希望最小。

她来得晚，身体弱，干活不行，家庭成分据说还有点问题。

但所有人都知道，我俩的关系不一般。

于是，风言风语就起来了。

“陈劲要是拿了指标，肯定不能丢下林岚。”

“他俩不会是一个走，一个留吧？”

“那可说不好，城里和乡下，那是两个世界。”

这些话，像苍蝇一样，嗡嗡地在我们耳边响。

林岚变得越来越沉默。

她的脸色越来越差，人也瘦了一圈，眼底总是有两片淡淡的青色。

我知道她在害怕。

她怕我走了，丢下她一个人。

她也怕我为了她，放弃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她更怕，这个指标，会成为我们之间的一道鸿沟。

一天晚上，她把我叫了出去。

月亮挂在天上，冷得像块冰。

我们走到知青点后面那片白桦林里。

“陈劲，”她开口，声音带着颤，“那个指标，你一定要争取。”

我没说话，只是看着她。

月光下，她的脸白得透明，眼睛里闪着水光。

“你别管我，”她吸了吸鼻子，“你来的时间最长，表现最好，这是你应得的。你必须回去。”

“回去以后呢？”我问。

她愣住了。

“回去以后，”她低下头，声音小了下去，“回去以后，你就忘了我吧。”

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

疼。

“林岚，”我抓住她的肩膀，强迫她看着我，“你看着我，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她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大颗大颗的，砸在我的手背上，滚烫。

“我不是……”她哭着摇头，“我不是真心话……我舍不得你……我怕……我怕你走了，就再也不回来了……”

她扑进我怀里，哭得浑身发抖。

“我怎么办啊……陈劲……我一个人在这里怎么办啊……”

我紧紧地抱着她，感觉她的身体那么单薄，好像一阵风就能吹倒。

我的心，也跟着碎了。

那一刻，我做了一个决定。

一个我自己都觉得疯狂的决定。

“别哭了。”我拍着她的背，声音异常平静，“你回去。”

她抬起头，泪眼朦胧地看着我，满脸的不解。

“我说，”我一字一句，说得清清楚楚，“你回上海。我把指标让给你。”

她彻底呆住了。

嘴巴微微张着，像是听到了什么天方夜谭。

“你……你说什么？”

“我说，我把指标让给你。”我重复了一遍，“你不是想回上海吗？你不是说你爸妈身体不好吗？你回去，我留下。”

“不行！”她反应过来，拼命地摇头，“绝对不行！陈劲，你不能这样！这是你的机会，你怎么能让给我？”

“没什么不能的。”我看着她的眼睛，那里面有我的倒影，“我一个大男人，在哪儿不是混？你不一样，你一个女孩子，在这里太苦了。我舍不得。”

最后那四个字，我说得很轻。

但林岚听见了。

她的眼泪流得更凶了，却不再是刚才那种绝望的哭，而是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激动和委屈。

“可是……可是你怎么办？”

“我说了，我没事。”我笑了笑，想让她安心，“你先回去，等我。最多两三年，政策肯定会松的，到时候我就能回去了。你回上海等我，等我回去娶你。”

“娶我？”她喃喃地重复着，脸上还挂着泪，眼睛却亮得惊人。

“对，娶你。”我伸手，擦掉她脸上的泪，“到时候，我就去上海，让你带我吃生煎包。然后我再把你带回北京，让你看看前门楼子。我们说好的。”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

眼神里有感动，有犹豫，有挣扎，最后，都变成了一种决绝。

她点了点头。

重重地。

“好。”她说，“陈劲，我等你。我回上海等你。不管多久，我都等你。”

那个晚上，我们在白桦林里，说了很多很多话。

关于未来，关于上海，关于北京。

我们把未来的生活，描绘得像一幅画。

画里有梧桐树，有炸酱面，有我们的小家，甚至还有我们的孩子。

我们都相信，那不是梦。

那是我们的明天。

事情比我想象的要顺利，也比我想象的要艰难。

我去找了队长。

老队长姓王，是个老兵，脾气又臭又硬，但心眼不坏。

他把我当半个儿子看。

我把我的想法跟他一说，他当时就把手里的旱烟袋往桌上“啪”地一拍。

“胡闹！”他眼睛瞪得像铜铃，“陈劲，你小子脑子被驴踢了？这么好的机会，你说让就让？”

“王叔，”我低着头，“我想好了。”

“你想好了个屁！”他指着我的鼻子骂，“你以为这是什么？是地里的大白菜，你说让给谁就让给谁？这是回城！是你的前途！你让给一个女娃娃，你图什么？”

“我……”

“你别跟我说你那些情情爱爱的事！”王队长打断我，“那玩意儿能当饭吃吗？她回了上海，你还在这儿刨土，到时候人家把你忘了，你哭都没地方哭去！”

他的话，像一刀子，扎在我心上。

但我还是摇了摇头。

“王叔，我认准了。这辈子，就是她了。”

王队长看着我，看了足足有五分钟。

那五分钟里，他脸上的愤怒，慢慢变成了失望，最后，变成了一声长长的叹息。

“你小子……真是个犟种。”他摆了摆手，“滚滚滚，我不想看见你。这事儿，我得去公社给你问问。”

我知道，他这是答应了。

公社那边，也费了不少周折。

一个男知青，要把指标让给一个女知eng，这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事。

但王队长是真帮我。

他跑了好几趟公社，跟领导拍桌子，说我陈劲表现如何如何好，思想觉悟如何如何高，发扬风格，把机会让给家庭有困难的同志。

最后，不知道是他磨破了嘴皮子，还是领导也觉得这是个“先进典型”，可以宣传一下。

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指标，给了林岚。

消息传回知青点，所有人都炸了锅。

看我的眼神，五花八门。

有佩服的，有嘲笑的，有不解的，还有嫉妒的。

“陈劲，你可真是活雷锋啊。”有人阴阳怪气地说。

“傻子，纯纯的傻子。为了个女人，连前途都不要了。”

“等着吧，有他后悔的那天。”

我不在乎他们说什么。

我只在乎林岚。

她拿到通知书的那天，跑来找我，眼睛红红的。

她什么都没说，只是把那张盖着红章的纸，紧紧地攥在手里，然后给了我一个用尽全身力气的拥抱。

我能感觉到她的心跳，快得像要从胸膛里蹦出来。

“陈劲，谢谢你。”她在我耳边说。

“傻瓜。”我拍了拍她的背，“快去准备吧。”

接下来的几天，林岚成了整个知青点最忙碌，也是最幸福的人。

她收拾行李，把为数不多的几件衣服翻来覆去地叠好。

她去跟队里的乡亲们告别，这家送两个鸡蛋，那家送一把红枣。

她脸上一直带着笑，那种发自内心的，藏都藏不住的笑。

看着她的笑，我觉得我做的一切，都值了。

走的头一天晚上，她又把我叫到了那片白桦林。

她给了我一个包裹。

打开一看，是一件新做的棉袄，针脚密密实实的。

“天冷了，你穿上。”她说，“这是我用我妈寄来的布票做的。”

她又塞给我一个信封。

“这里面，是我家在上海的地址。你一定要给我写信，到了北京，也要写信。等你能走了，就来上海找我。”

我点点头，把信封贴身收好。

“还有这个。”她从脖子上摘下一块小小的玉佩，系在我脖子上，“这是我妈给我的，说是能保平安。你戴着它，就当是我陪着你。”

玉佩凉凉的，贴在我的胸口，像她微凉的指尖。

那一晚，我们又说了很多话。

她一遍又一遍地嘱咐我，要按时吃饭，要注意身体，不要跟人打架。

我一遍又一遍地跟她说，到了上海，要先安顿好，要记得给我写信。

“我到了，第一件事就是给你写信。”她说，眼睛亮晶晶的，“我会在信里告诉你，上海的梧桐树是什么样子，生煎包是什么味道。”

“好。”

“你也要回信，告诉我你今天干了什么，吃了什么，有没有想我。”

“好。”

“陈劲，”她忽然抱住我，把脸埋在我胸口，“我走了，你一个人要好好的。一定要等我。”

“我等你。”我抱着她，闻着她头发上淡淡的洗发膏的香味，“不管多久，我都等你。”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套上牛车，送她去镇上的长途汽车站。

王队长也来了，还有知青点的几个人。

一路上，谁都没说话。

只有牛车轱辘压过土路的声音，咯吱，咯吱，像在唱一首离别的歌。

到了车站，车已经在那儿等着了。

是一辆破旧的班车，车窗上全是灰。

林岚提着行李，一步三回头地看我。

她的眼圈是红的。

我知道她想哭，但她一直忍着。

“我走了。”她站在车门口，对我说。

“嗯，一路顺风。”我努力地挤出一个笑容。

她上了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使劲地朝我挥手。

车子发动了，喷出一股黑烟。

我站在原地，看着车子慢慢地开走，越来越远，最后变成一个小黑点，消失在路的尽头。

我一直站着，直到那个黑点彻底看不见了，才转身。

王队长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

“回去吧，小子。”

我没动。

“王叔，”我问，声音有点哑，“你说，我做得对吗？”

王队长沉默了一会儿。

“对不对，现在说都晚了。”他说，“路是你自己选的。是福是祸，都得你自己担着。”

我担着。

我以为我担得起。

林岚走后的第一个星期，我像丢了魂一样。

干活没劲，吃饭不香。

每天收工，我都会习惯性地朝她住的那个屋子看一眼。

屋子是空的，黑漆漆的。

我的心，也跟着空了一大块。

但我心里有盼头。

我在等她的信。

我想，她到上海，安顿下来，怎么也得三五天。加上邮寄的时间，一个星期，信就该到了吧。

我每天都去村口的小邮局问。

“有我的信吗？”

“没有。”

“有北京来的信吗？”

“说了没有！”

邮递员是个五十多岁的大爷，被我问得不耐烦了。

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信。

两个星期过去了，还是没有信。

一个月过去了，依然杳无音讯。

知青点的人看我的眼神，开始变得同情，甚至带着点幸灾乐祸。

“陈劲，你那上海小妞，把你忘了吧？”

“人家回到大上海，花花世界，哪还记得你这个乡下的土包子？”

我把说这话的人，按在地上揍了一顿。

我打得他满脸是血，自己手上也全是口子。

我不信。

我不信林岚是那样的人。

她答应过我的，到了就写信。

她一定是出什么事了。

是路上不顺利？还是家里有变故？

我开始疯狂地给她写信。

我把那个她留给我的地址，翻来覆覆地看，生怕写错一个字。

“林岚，你到了吗？一切都好吗？为什么不回信？”

“林岚，我很担心你。看到信，马上给我回个信，报个平安。”

“林岚，你是不是生病了？还是家里出了什么事？不管怎么样，你告诉我一声。”

“林嵐，你還記得白樺林裡的約定嗎？我還在等你。”

我写的信，一封一封，像石沉大海。

没有一封有回音。

冬天来了，下了第一场雪。

北大荒的雪，又大又厚，能把整个世界都埋起来。

我穿着她给我做的那件棉袄，站在雪地里，感觉不到一点温暖。

心，比这三九天的冰还冷。

我开始怀疑。

怀疑她说过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承诺。

怀疑那个在白桦林里哭着说“我等你”的女孩，是不是我的一场幻觉。

王队长看我一天天消沉下去，看不下去了。

他把我叫到他家，给我烫了一壶酒。

“小子，喝点。”

我端起碗，一饮而尽。

辛辣的酒液，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

“王叔，”我眼圈红了，“我是不是个傻子？”

他没说话，又给我满上一碗。

“她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哪怕一个字，告诉我她不回来了，也行啊。”

“也许……信寄丢了？”王队长说，连他自己都不信。

“不可能！”我吼道，“我寄了十几封！她也寄了十几封？都丢了？”

王队长叹了 Cik, nengambil kantong tembakau keringnya.

"Jinzi, dengarlah nasihat paman. Lupakan saja."

"Lupakan?" Aku tersenyum pahit, "Bagaimana cara melupakannya? Aku memberikan masa depanku padanya. Aku mempertaruhkan seluruh hidupku padanya. Sekarang kau menyuruhku untuk melupakannya?"

"Lalu apa yang bisa kau lakukan?" Suara Kapten Wang meninggi, "Kau akan pergi ke Shanghai untuk mencarinya? Kau tahu di mana Shanghai? Kau punya uang? Kau punya surat pengantar?"

Aku terdiam.

Tiga pertanyaan itu, seperti tiga gunung besar, menekanku hingga aku tidak bisa bernapas.

Ya, aku tidak bisa melakukan apa-apa.

Aku hanya bisa menunggu.

Menunggu dengan bodoh di tanah hitam yang luas ini.

Hari demi hari, bulan demi bulan.

Musim semi datang, salju mencair, tanah hitam yang telah membeku selama musim dingin melunak.

Kami mulai membajak musim semi.

Aku bekerja seperti orang gila, seolah-olah aku ingin mengeluarkan semua kekuatan di tubuhku.

Hanya ketika aku lelah seperti anjing mati, aku tidak punya kekuatan untuk memikirkannya.

Tapi di malam hari, ketika aku berbaring di kang yang dingin, sosoknya akan muncul di benakku tanpa bisa dikendalikan.

Senyumnya, air matanya, dan kata-kata yang dia katakan di telingaku, "Aku akan menunggumu."

Itu menjadi siksaan yang paling kejam.

Waktu adalah hal yang paling menakutkan.

Itu bisa menghaluskan segalanya.

Kerinduan yang membara, perlahan-lahan menjadi abu yang dingin.

Harapan yang membara, perlahan-lahan menjadi keputusasaan yang sunyi.

Aku tidak lagi pergi ke kantor pos setiap hari.

Aku tidak lagi menulis surat padanya.

Aku mengubur semua yang berhubungan dengannya di lubuk hatiku.

Termasuk liontin giok yang dia berikan padaku.

Aku menyimpannya di bagian bawah kotak, bersama dengan alamat yang sudah menguning.

Aku mencoba membuat diriku percaya bahwa tidak pernah ada orang seperti itu dalam hidupku.

Tidak ada gadis Shanghai bernama Lin Lan.

Semuanya hanyalah mimpi yang aku alami di musim gugur tahun 1974.

Sekarang, mimpi itu sudah berakhir.

Aku harus bangun.

Dua tahun kemudian, pada tahun 1976, terjadi peristiwa besar di negara ini.

Gelombang pemuda terpelajar yang kembali ke kota dimulai.

Kali ini, aku tidak menyerah.

Aku adalah kelompok pertama yang kembali ke Beijing.

Ketika aku melangkah keluar dari Stasiun Kereta Api Beijing dan melihat gerbang kota yang akrab, aku merasa seolah-olah aku telah terlahir kembali.

Aku kembali.

Aku, Chen Jin, akhirnya kembali.

Rumahku masih di gang yang sama.

Orang tuaku sudah tua, rambut mereka beruban.

Melihatku kembali, ibuku memelukku dan menangis.

Aku juga menangis.

Air mata seorang pria tidak mudah ditumpahkan, hanya karena belum sampai pada titik kesedihan.

Aku telah menahan air mata selama bertahun-tahun di Timur Laut, dan pada saat itu, semuanya mengalir keluar.

Aku kembali bekerja di pabrik tempat ayahku bekerja, menjadi seorang tukang bubut.

Hidup kembali ke jalurnya.

Setiap hari, aku pergi bekerja, pulang kerja, makan, dan tidur.

Tenang dan membosankan.

Tapi aku merasa sangat puas.

Dibandingkan dengan hari-hari di Timur Laut, ini sudah seperti surga.

Aku pikir aku akan menjalani hidupku seperti ini.

Menikahi seorang istri yang jujur, memiliki anak, dan menjadi pekerja biasa selama sisa hidupku.

Sampai suatu hari, seorang kawan lama dari titik pemuda terpelajar di Timur Laut datang ke Beijing dalam perjalanan bisnis dan datang menemuiku.

Kami minum bersama.

Setelah tiga putaran anggur, dia tiba-tiba menepuk pundakku.

"Chen Jin, aku harus memberitahumu sesuatu."

"Ada apa?" Aku sedikit mabuk.

"Tentang Lin Lan."

Ketika dia menyebut nama ini, hatiku bergetar.

Luka yang kukira sudah sembuh, tiba-tiba terkoyak lagi, berdarah.

"Dia... ada apa dengannya?" Tanyaku, suaraku serak.

"Aku bertemu dengannya tahun lalu." Kata kawan lama itu, "Di Shanghai."

"Dia... baik-baik saja?"

"Baik-baik saja. Sangat baik." Kawan lama itu ragu-ragu sejenak, lalu berkata, "Dia sudah menikah."

Boom.

Kepalaku terasa seperti meledak.

Seluruh dunia berputar.

Menikah?

Dia menikah?

"Dengan siapa?" Aku mendengar suaraku sendiri, tenang dengan aneh.

"Seorang putra kader. Dikatakan bahwa ayahnya adalah seorang pejabat di biro tertentu di Shanghai. Ketika dia kembali, keluarganya yang mengaturnya."

"Kapan... kapan mereka menikah?"

"Sepertinya... akhir tahun 74."

Akhir tahun 74.

Itu adalah... bulan kedua setelah dia kembali ke Shanghai.

Hahaha.

Aku tiba-tiba ingin tertawa.

Aku benar-benar tertawa terbahak-bahak.

Tawa itu lebih buruk daripada tangisan.

Air mata mengalir di wajahku, bercampur dengan alkohol.

Jadi begitu.

Jadi begitu.

Tidak ada surat yang hilang, tidak ada kesulitan.

Dia hanya tidak menulis.

Dia kembali ke Shanghai, dan dalam waktu kurang dari dua bulan, dia menikah dengan putra seorang kader.

Dan aku, si bodoh, masih menunggunya dengan bodoh di tanah hitam itu.

Menunggu suratnya.

Menunggu janjinya.

Aku adalah lelucon terbesar di dunia.

"Chen Jin, jangan seperti ini..." Kawan lama itu mencoba menghiburku.

Aku mendorongnya menjauh.

Aku terhuyung-huyung keluar dari restoran kecil itu.

Angin malam di Beijing sangat dingin.

Aku berjalan tanpa tujuan di jalanan.

Aku tidak tahu sudah berapa lama aku berjalan.

Akhirnya, aku berhenti di depan sebuah jembatan.

Aku melihat bayanganku di air sungai.

Wajah yang kuyu, mata yang merah.

Aku mengeluarkan liontin giok dari sakuku.

Liontin giok yang dia berikan padaku.

Dia bilang itu bisa membuatku aman.

Sungguh ironis.

Aku mengangkat tanganku dan melemparkannya dengan keras.

"Plop."

Liontin giok itu jatuh ke air, menimbulkan riak kecil, dan kemudian menghilang.

Sama seperti orang itu, menghilang dari hidupku.

Malam itu, aku mabuk berat.

Aku tidak pernah menyentuh setetes alkohol pun setelah itu.

Aku pikir masalah ini sudah selesai.

Aku dan dia, benar-benar selesai.

Tapi aku salah.

Ada beberapa orang, beberapa hal, yang ditakdirkan untuk terjerat seumur hidup.

Pada tahun 1985, sepuluh tahun setelah Lin Lan pergi.

Aku juga sudah menikah.

Istriku adalah rekan kerja di pabrik, seorang gadis Beijing yang terus terang.

Kami memiliki seorang putra, yang berusia tiga tahun.

Hidupku tenang dan bahagia.

Aku hampir melupakan nama Lin Lan.

Sampai aku menerima surat.

Surat dari Shanghai.

Ketika aku melihat tulisan tangan yang akrab di amplop, tanganku mulai gemetar tak terkendali.

Itu adalah tulisan tangannya.

Bahkan setelah sepuluh tahun, aku masih bisa mengenalinya secara sekilas.

Aku menyembunyikan surat itu dan tidak berani membukanya di depan istriku.

Aku menunggu sampai larut malam, ketika semua orang sudah tidur.

Aku menyelinap ke dapur, menyalakan lampu kecil, dan dengan gemetar membuka amplop itu.

Hanya ada selembar kertas surat tipis di dalamnya.

Tulisan tangannya masih seindah dulu.

"Chen Jin, apa kabar? Ini aku, Lin Lan."

Hanya satu kalimat, dan mataku langsung basah.

"Aku tahu, aku tidak punya hak untuk menulis surat kepadamu lagi. Aku tahu, aku telah menyakitimu. Aku tidak meminta pengampunanmu, aku hanya ingin memberitahumu kebenarannya."

"Saat itu, ketika aku kembali ke Shanghai, sesuatu terjadi pada keluargaku. Ayahku diperiksa karena masalah sejarah. Rumah kami digeledah. Situasinya sangat kritis."

"Saat itu, seorang putra kader yang mengejarku. Ayahnya memiliki kekuasaan. Dia bilang, selama aku menikah dengannya, dia bisa membantu ayahku melewati kesulitan ini."

"Aku tidak punya pilihan. Chen Jin, aku benar-benar tidak punya pilihan. Di satu sisi adalah ayahku, di sisi lain adalah kamu. Aku tidak bisa melihat ayahku mengalami kecelakaan."

"Jadi, aku setuju."

"Aku tahu ini tidak adil bagimu. Aku telah mengkhianati janji kita. Aku menulis banyak surat kepadamu, ingin menjelaskan, tetapi semuanya disita olehnya. Dia tidak mengizinkanku untuk menghubungimu lagi."

"Setelah menikah, hidupku tidak bahagia. Dia memiliki temperamen yang buruk dan sering memukulku. Aku telah menanggungnya selama bertahun-tahun. Sekarang, ayahku telah direhabilitasi. Aku juga telah menceraikannya."

"Chen Jin, aku tahu sudah terlambat untuk mengatakan apa pun sekarang. Aku hanya ingin bertanya, apakah kamu... masih mengingat janji di hutan birch?"

"Jika... maksudku jika... kamu masih lajang, bisakah kamu datang ke Shanghai untuk menemuiku? Aku akan menunggumu di alamat lama."

Surat itu berakhir di sini.

Aku memegang kertas surat itu, tanganku gemetar hebat.

Ternyata, inilah kebenarannya.

Dia tidak mengkhianatiku.

Dia terpaksa.

Selama bertahun-tahun, dia juga menjalani kehidupan yang buruk.

Hatiku, yang telah mati selama sepuluh tahun, tiba-tiba mulai berdetak lagi.

Berdenyut-denyut.

Pergi ke Shanghai?

Menemukannya?

Sebuah pikiran gila muncul di benakku.

Aku melihat ke luar jendela.

Malam itu gelap.

Di kamar tidur, istri dan anakku sedang tidur nyenyak.

Aku tiba-tiba sadar.

Aku bukan lagi Chen Jin sepuluh tahun yang lalu.

Aku punya keluarga, punya tanggung jawab.

Aku tidak bisa meninggalkan istri dan anakku.

Aku tidak bisa begitu egois.

Aku dan dia, kami sudah melewatkannya.

Melewatkannya seumur hidup.

Aku duduk di dapur sepanjang malam.

Keesokan harinya, aku membakar surat itu menjadi abu.

Aku tidak membalasnya.

Aku memilih keluargaku.

Aku memilih kehidupan yang tenang.

Aku pikir ini adalah akhir terbaik bagi kami.

Namun, takdir suka mempermainkan orang.

Pada tahun 2014, empat puluh tahun setelah Lin Lan pergi.

Aku sudah pensiun.

Putraku juga sudah menikah dan memiliki anak.

Aku telah menjadi seorang kakek.

Suatu hari, aku sedang menonton TV di rumah.

Sebuah program wawancara di stasiun TV Shanghai.

Pembawa acara sedang mewawancarai seorang penulis wanita terkenal.

Ketika kamera menyorot wajah penulis wanita itu, aku tercengang.

Meskipun dia sudah tua, dengan kerutan di sudut matanya, aku masih bisa mengenalinya secara sekilas.

Itu adalah Lin Lan.

Dia telah menjadi seorang penulis.

Dia tersenyum tipis di depan kamera, berbicara dengan anggun.

Dia berbicara tentang masa mudanya, tentang pengalamannya sebagai pemuda terpelajar di Timur Laut.

"Tahun-tahun itu," katanya, suaranya sedikit serak, "adalah tahun-tahun yang paling sulit dalam hidupku, tetapi juga yang paling tak terlupakan."

"Karena di sana, aku bertemu dengan orang yang paling penting dalam hidupku."

Hati pembawa acara tergerak, "Oh? Bisakah Anda memberi tahu kami tentang dia?"

Lin Lan tersenyum, matanya seolah menembus layar TV, menatapku.

"Dia adalah seorang pemuda terpelajar dari Beijing. Dia sangat kasar, suka berkelahi, dan berbicara dengan kasar. Tapi dia adalah orang terbaik di dunia bagiku."

"Saat itu, ada kesempatan untuk kembali ke kota. Dia jelas yang paling memenuhi syarat, tetapi dia memberikannya kepadaku tanpa ragu-ragu."

"Dia bilang, dia ingin aku kembali ke Shanghai dulu, menunggunya. Dia akan datang dan menikahiku."

"Kemudian, karena beberapa alasan, kami kehilangan kontak."

"Aku telah mencarinya selama bertahun-tahun, tetapi tidak berhasil."

"Aku menulis sebuah buku, berjudul 'Janji Hutan Birch'. Buku ini adalah tentang dia dan aku."

"Aku tidak tahu apakah dia bisa melihat program ini. Aku tidak tahu apakah dia masih hidup."

"Aku hanya ingin memberitahunya melalui kamera."

Dia berhenti sejenak, menarik napas dalam-dalam.

Matanya merah.

"Chen Jin," dia memanggil namaku, "Aku tidak pernah melupakan janji kita. Aku telah menunggumu sepanjang hidupku."

"Jika kamu masih hidup, bisakah kamu datang menemuiku? Aku ingin melihatmu lagi sebelum aku mati."

"Aku akan menunggumu."

TV mati.

Istriku yang mematikannya.

Dia berdiri di belakangku, aku tidak tahu sudah berapa lama.

"Pergilah." Katanya, suaranya tenang.

Aku berbalik dan menatapnya.

"Pergilah temui dia." Ulangnya, "Kalian berdua sudah saling menyiksa selama empat puluh tahun. Sudah waktunya untuk mengakhirinya."

"Dia telah menunggumu sepanjang hidupnya. Jangan biarkan dia menyesal."

Mataku memerah.

Aku memeluk istriku.

"Terima kasih."

Tiga hari kemudian, aku naik kereta ke Shanghai.

Ini adalah pertama kalinya aku ke Shanghai.

Kota ini sangat besar dan ramai.

Jauh lebih makmur daripada Beijing.

Aku menemukan alamat yang dia sebutkan di TV.

Itu adalah sebuah apartemen tua.

Aku berdiri di lantai bawah untuk waktu yang lama sebelum akhirnya mengumpulkan keberanian untuk naik.

Aku menekan bel pintu.

Pintu terbuka.

Seorang wanita tua dengan rambut beruban berdiri di depan pintu.

Itu dia.

Lin Lan.

Kami saling memandang.

Empat puluh tahun.

Waktu telah mengukir jejaknya di wajah kami.

Dia tidak lagi secantik dulu.

Aku tidak lagi semuda dan sekuat dulu.

Tapi di mata satu sama lain, kami sepertinya melihat diri kami empat puluh tahun yang lalu.

Dia tersenyum.

Air mata mengalir di wajahnya.

"Kamu akhirnya datang."

Aku juga tersenyum.

Air mata juga mengalir di wajahku.

"Aku datang."

Kami tidak mengatakan apa-apa lagi.

Kami hanya saling memandang, seolah-olah kami ingin mengukir penampilan satu sama lain ke dalam hati kami.

Setelah waktu yang lama, dia menyambutku masuk.

Rumahnya sangat bersih dan rapi.

Ada banyak buku di rak buku.

Di atas meja, ada setumpuk manuskrip.

Dia membuatkanku secangkir teh.

"Aku melihat program itu." Kataku.

"Aku tahu kamu akan melihatnya." Katanya.

"Surat yang kamu kirimkan saat itu..."

"Aku tahu kamu menerimanya." Dia memotongku, "Aku juga tahu mengapa kamu tidak membalas. Kamu melakukannya dengan benar. Kamu adalah pria yang bertanggung jawab."

Kami terdiam lagi.

Ada terlalu banyak hal yang ingin kami katakan, tetapi kami tidak tahu harus mulai dari mana.

"Bagaimana kabarmu selama bertahun-tahun ini?" Dia bertanya lebih dulu.

"Baik-baik saja." Kataku, "Aku menikah dan punya anak. Sekarang aku punya cucu."

"Itu bagus." Dia tersenyum, dengan sedikit kepahitan dalam senyumnya.

"Bagaimana denganmu?" Tanyaku.

"Aku? Aku sudah seperti ini sepanjang hidupku." Dia menunjuk ke buku-buku di ruangan itu, "Hanya ini yang menemaniku."

"Mengapa... tidak menikah lagi?"

Dia menatapku, matanya jernih.

"Karena aku sudah berjanji pada seseorang bahwa aku akan menunggunya seumur hidup."

Hatiku bergetar hebat.

Aku menundukkan kepalaku, tidak berani menatap matanya.

Kami mengobrol sepanjang sore.

Tentang masa lalu, tentang masa kini.

Seolah-olah kami ingin menyelesaikan semua yang belum kami katakan selama empat puluh tahun ini dalam satu hari.

Ketika hari mulai gelap, aku bangkit untuk pergi.

"Aku harus pergi."

"Apakah kamu akan kembali ke Beijing?"

"Ya."

Dia mengantarku ke pintu.

"Chen Jin," dia tiba-tiba memanggilku.

Aku berbalik.

Dia berjalan ke arahku dan dengan lembut memelukku.

Sama seperti pelukan di hutan birch empat puluh tahun yang lalu.

Tapi kali ini, tubuhnya tidak lagi hangat.

"Jaga dirimu baik-baik." Katanya di telingaku.

"Kamu juga."

Aku berbalik dan berjalan menuruni tangga tanpa melihat ke belakang.

Aku takut jika aku melihat ke belakang, aku tidak akan bisa pergi.

Ketika aku berjalan keluar dari gedung apartemen, aku melihat ke atas.

Dia berdiri di balkon, melambai padaku.

Sama seperti ketika dia pergi dengan bus empat puluh tahun yang lalu.

Aku juga melambaikan tanganku padanya.

Aku tahu, ini adalah perpisahan terakhir kami.

Dalam hidup ini, kami tidak akan pernah bertemu lagi.

Aku kembali ke Beijing.

Hidup kembali tenang.

Tiga bulan kemudian, aku menerima paket dari Shanghai.

Itu dikirim oleh seorang pengacara.

Di dalamnya ada sebuah kotak dan sepucuk surat.

Surat itu dari Lin Lan.

"Chen Jin, ketika kamu melihat surat ini, aku mungkin sudah pergi."

"Aku menderita kanker. Sudah stadium akhir. Aku tidak punya banyak waktu lagi."

"Jangan sedih untukku. Bisa melihatmu untuk terakhir kalinya, aku sudah sangat puas."

"Di dalam kotak itu ada semua manuskripku dan royalti dari buku-buku yang telah kuterbitkan selama bertahun-tahun. Aku menyerahkan semuanya kepadamu."

"Aku tidak punya anak. Kamu adalah satu-satunya orang yang aku sayangi di dunia ini."

"Ambillah. Anggap saja itu kompensasi dariku untukmu."

"Chen Jin, jika ada kehidupan setelah kematian, aku harap aku masih bisa bertemu denganmu."

"Kali ini, aku tidak akan melepaskan tanganmu lagi."

"Lin Lan."

Aku membuka kotak itu.

Di dalamnya ada setumpuk manuskrip yang tebal.

Buku pertama berjudul "Janji Hutan Birch".

Aku membuka halaman pertama.

Di atasnya tertulis sebuah kalimat.

"Untuk Chen Jin, cinta dalam hidupku."

Aku tidak bisa menahannya lagi.

Aku menangis tersedu-sedu.

Air mata membasahi manuskrip, mengaburkan tulisan tangan.

Aku sepertinya melihat lagi.

Musim gugur tahun 1974.

Gadis Shanghai yang kurus dan lemah.

Pemuda Beijing yang kasar dan pemarah.

Di hutan birch di bawah sinar bulan.

Sebuah janji yang berlangsung selama empat puluh tahun.

Sebuah cinta yang berlangsung seumur hid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