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深圳。

夏天像一张黏糊糊的锡纸，把整个城市包得密不透风。

我叫陈默，二十八岁，在一家国营转合资的电子厂当技术员。

说白了，就是个修机器的。

那天，车间主任老王把我叫进办公室，空调的冷风吹得我一激灵。

他没看我，盯着桌上那盆快要死的文竹。

“小陈啊，厂里效益不好，你也知道。”

我心里咯噔一下。

“上面要‘优化’一批人员。”

“优化”这个词，我还是头一次听，听着比“开除”体面，但砸在心上的分量，一斤都不少。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

我在厂里拿过技术标兵，连续三年全勤，我师父退休前说我是他带过最有灵性的徒弟。

这些话，像鱼刺一样卡在喉咙里。

老王终于抬起头，眼神躲闪着，“没办法，名额是上面定的。你是大学生，有文化，到哪儿都饿不死。”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推了过来。

“这是你的补偿金，按规定来的，一分不少。”

我没接。

我看着他那张熟悉的、布满褶子的脸，突然觉得很陌生。

“王主任，我干了六年了。”我的声音有点抖。

“我知道，我知道，”他叹了口气，“小陈，别怪我，我也没办法。”

我还能说什么？

我拿起那个信封，薄薄的一层，像一片枯叶。

走出办公室，车间里机器的轰鸣声好像从另一个世界传来。

同事们的眼神，有同情，有躲闪，也有几分幸灾乐祸。

我谁也没看，径直走到我的工作台。

台子上还放着我昨天没修完的一块电路板，烙铁的余温仿佛还在。

我脱下那身洗得发白的蓝色工作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台子上。

然后，我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工厂大门。

大门外，阳光刺得我眼睛发疼。

我站了很久，感觉自己像个被拔掉电源的机器人，彻底停摆了。

厂门口那棵大榕树，我进厂第一天它就在那儿，现在，它的叶子在夏风里哗啦啦地响，像是在嘲笑我。

我不知道该去哪儿。

回家？怎么跟爸妈说？他们一直以我这个国营厂的技术员为荣。

我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

九四年的深圳，遍地都是工地，到处都是机会，可没有一个是我的。

高楼大厦的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眼的光，那些穿着笔挺西装、拿着大哥大的人，行色匆匆，他们的世界，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感觉自己被这个火热的时代，像吐甘蔗渣一样，吐了出来。

一连几天，我都在外面瞎晃。

早上出门，假装去上班，晚上天黑了再回去。

我去了人才市场，巨大的体育馆里人山人海。

那些私企的招聘人员，个个油头粉面，问我的问题，我一个都答不上来。

“你懂不懂市场营销？”

“你会用电脑打字吗？五笔。”

“我们这里要的是能跑业务的，你能喝酒吗？”

我只会修机器，我懂电路图，我能听出电容漏电的细微声响。

可这些，在他们眼里，一文不值。

有个招聘主管看了我的简历，轻飘飘地说了一句：“国营厂出来的啊？那得看思想能不能转过弯了。”

那语气，像是在谈论一件出了故障的旧古董。

我的自尊心，被这句话碾得粉碎。

我灰溜溜地挤出人群，汗水和屈辱感混在一起，让我几乎窒息。

那天下午，我坐地铁。

那时候深圳只有一条线，从罗湖到国贸。

我在国贸站下了车。

这里是深圳最繁华的地方，高耸入云的国贸大厦，据说创下了“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

我站在地铁口，看着人来人往。

每个人脸上都写着“希望”和“奔忙”，只有我，像个局外人。

口袋里只剩下几块钱，中午饭还没吃。

肚子不合时宜地叫了起来。

我靠着地铁站冰凉的墙壁，心里一片茫然。

就在这时，我看到一个蹲在角落里的人。

他面前铺着一块破布，上面摆着螺丝刀，一个万用表，还有一张用硬纸板写的牌子。

“专修进口家电：随身听、录像机、CD机。”

这人看起来五十岁上下，头发花白，穿着一件旧T恤，瘦得像根竹竿。

他低着头，专心致志地捣鼓着一个索尼的随身听，那专注的样子，让我想起了我师父。

我觉得有点可笑。

这种地方，还能有生意？

正想着，一个打扮时髦的年轻女人走了过来，一脸焦急。

“师傅，我这录像机坏了，能不能修？”

那男人抬起头，推了推鼻梁上的老花镜，“什么毛病？”

“不知道，不出图像了，里面好像有东西卡住了。”

男人接过笨重的录ax机，掂了掂，又侧耳听了听，然后熟练地打开后盖。

我下意识地凑了过去。

职业病，改不了。

我一眼就看到，是磁鼓电机的主轴偏了，还卡了一截磁带。

这是松下录像机的通病，厂里返修的机器，十台里有八台是这个问题。

那男人捣鼓了半天，眉头越皱越紧。

他想用镊子把磁带夹出来，但那个位置很刁钻，一不小心就会伤到磁头。

“麻烦了，”他嘟囔着，“这得用专用工具，我这里没有。”

女人更急了，“师傅，这带子对我可重要了！里面是我孩子的录像！”

男人摇了摇头，“没办法，你送原厂修吧。”

“原厂要一个月！还贵得要死！”

我鬼使神差地开了口。

“我能修。”

声音不大，但他们都听见了。

那个男人，我们后来叫他老李，抬起头，用一种审视的目光看着我。

“你？”

我没理他，对那个女人说：“给我吧。”

女人犹豫了一下，看了看老李，又看了看我这个像流浪汉一样的年轻人。

我直接从老李手里接过录像机，蹲下身。

我没用他的工具。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用钥匙的扁平末端，在一个特定的角度，轻轻一拨。

只听“咔哒”一声，卡住的机芯松开了。

然后我用手指，小心翼翼地，顺着磁带走行的方向，把那截皱巴巴的带子退了出来。

整个过程，不到三十秒。

老李的眼睛都直了。

女人惊喜地叫出声来。

我把带子递给她，“好了。”

然后我指着机芯说：“主轴偏了，需要校准，不然下次还卡。另外，压带轮老化了，最好也换一个。”

我说得很快，全是专业术语。

女人听得一愣一愣的。

老李却听懂了。

他看着我，眼神彻底变了。

“小兄弟，行家啊。”

女人从钱包里抽出一张一百的，递给我，“太谢谢你了师傅！这个，你拿着！”

那时候，一百块钱，是我半个月的工资。

我愣住了。

我只是动了动手指，说了几句话。

我看着那张红色的票子，心里五味杂陈。

我摆了摆手，“不用，小问题。”

老李一把抢过钱，塞进我手里。

“拿着！这是你应得的！人家一片心意！”

他又对那女人说：“美女，机器要彻底修好，还得换零件，你留个电话，明天过来取，保证给你弄得妥妥的。”

女人高高兴兴地留了电话走了。

地铁口只剩下我和老李，还有他那一摊破烂。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红双喜”，递给我一支。

我接了过来，他给我点上。

烟很呛，我咳了两声。

“被厂里踢出来了？”老李问。

我没说话，算是默认了。

“看你这手艺，不是一般人。”他吐出一口烟圈，“在哪家厂干的？”

“华星。”我低声说。

“哦，华星，”他点了点头，“好厂子。可惜了。”

我们沉默地抽着烟。

晚高峰的人流从我们身边涌过，没人多看我们一眼。

“以后有什么打算？”老李又问。

我摇了摇头，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灭。

“不知道。”

“跟我干吧。”他说。

我愣住了，看着他。

“就这？”我指了指地上那块破布。

“别小看这个，”老李笑了，露出两排被烟熏黄的牙，“一个月下来，比你厂里工资高。”

我不信。

“我给你算笔账，”他说，“刚才那一下，你挣了一百。我跟那女的说好，换零件、手工费，再收她两百。这三百块，咱俩对半分。一天接两三个这样的活，你说，一个月多少钱？”

我心算了一下，喉咙有点发干。

“可……这也不是天天有这样的活。”

“那是你不知道，”老-李指了指川流不息的人群，“深圳有多少人？有多少人用这些进口玩意儿？又有多少人会修？这就是信息差，懂吗？我们赚的就是这个钱。”

“你负责技术，我负责拉客、谈价、搞定零件。怎么样？干不干？”

我看着他那双精明的眼睛，心里很乱。

我一个正儿八经的国营厂技术员，沦落到在地铁口摆地摊？

这要是让我爸妈、让我以前的同事知道了，脸往哪儿搁？

“我……我考虑一下。”

“还考虑什么？”老李把我的肩膀一拍，“小兄弟，现在是什么时代了？面子值几个钱？能换饭吃吗？”

他指着不远处的国贸大厦，“看见那楼了吗？盖楼的农民工，哪个管什么面子？人家只管一天能挣多少钱，能不能寄钱回家盖房子、娶媳妇。”

“你一个大学生，有技术，还不如他们想得明白？”

他的一番话，像锤子一样，一下下敲在我心上。

是啊，面子值几个钱？

我已经连饭都快吃不上了。

“我叫李援朝，你呢？”

“陈默。”

“沉默？这名字不好，干我们这行，得能说会道。”他咧嘴一笑，“行了，陈默，明天早上九点，还在这儿，我等你。”

说完，他麻利地收拾好东西，用破布一裹，扛在肩上，汇入了人流。

我捏着那张一百块钱，手心全是汗。

那天晚上，我破天荒地去馆子里，点了一份烧鸭饭，还加了个蛋。

吃着那香喷喷的米饭，我突然觉得，靠自己手艺挣来的钱，不管是在工厂里，还是在地铁口，都一样踏实。

第二天，我准时到了。

老李已经在了，他看见我，笑了。

“我就知道你会来。”

我们的“公司”，就这么开张了。

老李果然是个奇人。

他好像认识三教九流所有的人。

缺什么零件，打个电话，半个小时就有人骑着摩托车送过来。

他能跟香港过来的老板用蹩脚的粤语砍价，也能跟东北来的大哥拍着胸脯称兄道弟。

他有一套自己的理论。

“修东西，修的是人情世`故，”他一边数着零钱一边跟我说，“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让客户高兴了，钱自然就来了。”

我负责埋头干活。

各种各样的机器，日本的、德国的、美国的，很多型号我见都没见过。

但我有我的优势。

我在厂里练就的基本功非常扎实，一块电路板，我顺着线路走向，就能大概判断出故障点。

很多在别人看来要换整个主板的问题，我换个电容、补个焊点就解决了。

这叫核心技术。

老李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陈默，你这双手，是金饭碗！”

我们俩，一个主外，一个主内，配合得天衣无缝。

生意比我想象的要好。

九十年代，进口家电是时髦玩意儿，也是奢侈品。

坏了，官方维修点又贵又慢，我们这种“路边摊”，反而成了很多人的首选。

我们修过老板的“大哥大”，修过女大学生的爱华随身听，修过一个老华侨带回来的古董收音机。

每天蹲在地铁口，看来来往往的人，听各种各样的故事。

我感觉自己像个城市的医生，只不过我医治的，是那些冰冷的机器。

第一个月月底，老李给我分了三千块钱。

我拿着那厚厚一沓钱，手都在抖。

在厂里，我一个月工资加奖金，才四百多。

我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知识就是财富”。

我不再假装去上班了。

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含糊地说我换了个工作，在一家私企做技术支持，工资很高。

我妈在电话那头很高兴，让我好好干，别辜负老板的栽培。

挂了电话，我看着地铁口嘈杂的人群，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我有了钱，却好像丢了点什么。

我女朋友叫小慧，在一家外贸公司当文员。

她一直希望我能找个“体面”的工作。

我不敢告诉她我在摆地摊。

我只说我在一个朋友的公司帮忙，收入还不错。

有一次，她下班路过国贸，正好看到我蹲在地上，满手油污地拆一个录像机。

她当时就愣住了。

我看到她，像被抓了现行的贼，脸一下子就红了。

那天晚上，我们大吵了一架。

“陈默，你是个大学生！你怎么能去干这个？”她眼睛红红的。

“干这个怎么了？我没偷没抢，靠自己手艺挣钱，不丢人！”我也火了。

“这不一样！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跟那些收破烂的有什么区别？”

“收破烂的？你看不起收破烂的？我告诉你，我这个月挣的钱，比你半年工资都多！”

钱，成了我唯一的底气和武器。

那句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小慧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她看着我，眼神里全是失望。

“陈默，你变了。”

那天晚上，她没有回家。

我们冷战了很久。

那段时间，我心情很差，干活也提不起劲。

老李看出来了。

“跟女朋友吵架了？”

我没说话。

“为了现在这工作？”

我点了点头。

老李叹了口气，“女人嘛，都希望自己男人有个安稳体面的工作，正常。”

“那你觉得，我丢人吗？”我问他。

老李看着我，很认真地说：“陈默，丢人的不是我们怎么挣钱，而是我们没钱。等你哪天挣大钱了，开上小汽车了，你再看看，还有谁会说你丢人？”

“这个摊子，不是长久之计，”他接着说，“我们得有个正经的铺面。”

他的话，点醒了我。

是啊，我不能一辈子蹲在地铁口。

我们把那几个月攒下的钱凑了凑，在华强北，租下了一个不到十平米的小柜台。

那时候的华强北，还远没有后来“中国电子第一街”的气派，就是一片乱糟糟的电子市场。

但我们知道，这里是未来。

有了自己的柜台，我们就算“正规军”了。

老李去印了名片，上面写着“华强电子维修中心”，技术总监：陈默；总经理：李援朝。

我看着那名片，觉得又好气又好笑。

就我们两个人，一个柜台，还“总监”、“总经理”。

但老李说：“这叫气势！做生意，气势不能输！”

搬到华强北，我们的生意更上一层楼。

这里聚集了全深圳，甚至全中国的电子产品和零件。

我如鱼得水。

很多别的柜台搞不定的疑难杂症，最后都到了我这里。

我开始接触到一些更高级的东西，比如电脑主板，早期的程控交换机。

我每天晚上回去，就抱着一堆从香港弄来的英文技术手册啃。

那段时间，我像一块海绵，疯狂地吸收着知识。

我和小慧也和好了。

她来看过我的小柜台，虽然还是很简陋，但至少，我们有了一个“店”。

她看我每天那么辛苦，那么投入，眼神也慢慢变了。

“陈默，我觉得你现在，比在工厂里的时候有精神多了。”她说。

我知道，她开始理解我了。

九五年的春天，我们接了一个大活。

附近一家新开的四星级酒店，从日本进口了一批全新的音响和灯光控制设备，在安装调试的时候，因为电压问题，烧掉了十几块主控板。

酒店的工程部经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找日本原厂，报价是天价，而且周期要两个月，酒店开业在即，根本等不了。

他们通过市场里的人，找到了我们。

酒店经理是个香港人，姓黄，带着两个工程师，来到我们这个小小的柜台前，脸上写满了怀疑。

“就是你们？能修这个？”黄经理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的口音。

老李递上名片，满脸堆笑，“黄总，您放心，整个华强北，除了我们陈总监，没人敢接这个活。”

我当时正在低头焊一个芯片，头都没抬。

我讨厌这种被人当猴看的场样。

黄经理的一个工程师，把一块烧得漆黑的电路板放在我面前。

“喏，看看吧。”语气里满是轻蔑。

我放下手里的活，拿起那块板子。

板子很大，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元器件和芯片，很多都是定制的。

电源部分烧毁得很严重，好几条线路都熔断了。

我看了大概五分钟。

“能修。”我说。

那个工程师冷笑一声，“年轻人，别说大话。这块板子我们研究两天了，电源管理芯片是特制的，根本没地方买。”

“是不需要买。”我说，“它的供电逻辑有问题，就算换上新的，以后碰到电压不稳，还是会烧。我可以重新设计一下它的电源保护电路，绕开那个芯片。”

我说完，在场的人都安静了。

黄经理的两个工程师，面面相觑，眼神里从轻蔑变成了惊讶。

黄经理看着我，沉默了半晌，问：“你有几成把握？”

“十成。”

我说的是实话。

在我眼里，这块板子虽然复杂，但万变不离其宗。它的设计思路，存在明显的缺陷，像个穿着华丽衣服但有先天心脏病的人。

黄经理盯着我看了很久，最后，一咬牙。

“好！如果你们能修好，我按原厂报价的一半给你们！但如果修不好，耽误了我们开业，你们要赔偿损失！”

老李的脸白了一下。

这可是在赌博。

赢了，一步登天。输了，万劫不复。

我点了点头，“可以。”

那天，我们把那十几块烧坏的板子，像宝贝一样搬回了我们的小柜台。

老李紧张得一晚上没睡着。

“陈默，你可别吹牛啊！这要是搞砸了，我们俩得去跳楼！”

我没理他。

我进入了一种奇妙的状态。

我的世界里，只剩下那些电路、芯片和焊点。

我把自己关在柜台里，整整三天三夜。

饿了，就啃几口面包；困了，就趴在桌上睡一两个小时。

小慧和老李轮流给我送饭，但我几乎没怎么吃。

我拆解，分析，画图，计算。

我的脑子里，像有一台超级计算机在运转。

我发现，那个日本厂商为了节省成本，用了一个很取巧但不稳定的电源方案。

我要做的，就是用市面上常见的元器件，搭建一个更稳定、更可靠的电路，来替代它。

这是一个创造性的工作。

我感觉自己不像个修理工，更像个设计师。

第三天下午，我完成了第一块板子的改造。

我接上测试电源，按下开关。

指示灯，一个接一个地亮了起来。

绿色，代表正常。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我成功了。

老李冲了进来，看到那排绿灯，激动得差点给我跪下。

“成了！成了！陈默，你他妈是神仙！”

他抱着我，又哭又笑，像个孩子。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把剩下的板子全部修复、改造完毕。

我们把板子送到酒店。

黄经理和他的工程师们，当场进行测试。

当控制台的灯光亮起，音响里传出清晰的音乐时，整个控制室里一片欢呼。

黄经理紧紧握住我的手，连声说：“佩服！佩服！陈师傅，你真是神乎其技！”

他当场签了一张支票。

我看着支票上的那一串零，感觉像在做梦。

二十万。

一九九五年，二十万。

那笔钱，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我们不再是“华强电子维修中心”了。

我们用那笔钱，在华强北租下了一个更大的店面，正式注册了公司，名字叫“立信科技”。

立，是李援朝的李；信，是我陈默的信。

我们开始从单纯的维修，转向做一些技术方案和产品代理。

老李的社交能力，在有了资本的加持后，发挥到了极致。

他拉来了很多大客户，有工厂，有企业，甚至还有一些政府单位。

我则组建了一个小小的技术团队，都是我从市场里淘来的，像我一样，有技术，但没学历、没背景的年轻人。

我把我会的，毫无保留地教给他们。

我们公司，在华强北渐渐有了名气。

大家都知道，“立信科技”有个技术狂人陈默，没有他搞不定的东西。

我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和小慧结了婚，在深圳买了房。

虽然只是一个小两居，但那是我们自己的家。

我爸妈来深圳参加我的婚礼，我开着一辆二手的本田去火车站接他们。

他们看到我的公司，看到我办公室里那些穿着白大褂的年轻技术员，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我爸拍着我的肩膀，一个劲地说：“好，好，有出息了。”

我看到他眼里的泪光。

那一刻，我觉得过去所有的委屈和辛苦，都值了。

生意越做越大，我和老李的分歧也开始出现。

老李是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

他觉得，什么赚钱就做什么。

那几年，VCD火了，他就想去做VCD解码板；后来盗版光碟泛滥，他又想去做盗版碟的生产线。

“陈默，这玩意儿一本万利！我们有技术，为什么不赚这个钱？”他不止一次在办公室里跟我说。

我坚决反对。

“老李，这不是我们该赚的钱。”我说，“我们是做技术的，不是做投机倒把的。这种生意，做不长久，而且是违法的。”

“你就是个书呆子！”老李气得拍桌子，“满地都是钱，你非要捡最难捡的那几张！”

“难捡的钱，才拿得稳。”我看着他，“老李，你忘了我们公司为什么叫‘立信’了吗？”

我们为此吵了很多次。

大多数时候，他会妥协。

因为他知道，公司的核心是我，是技术。

但我心里明白，我们之间的裂痕，已经出现了。

我们像是两辆并排行驶的汽车，一开始方向一致，但速度和路线，已经有了偏差。

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

整个深圳都沸腾了。

我们公司的业务也迎来了一次爆发。

很多港资企业北上，带来了大量的电子设备和技术需求。

我们的生意好到做不过来。

也就是在那一年，我们遇到了最大的危机。

我们接了一个给海关设计一套货物电子标签识别系统的项目。

这个项目，是我们从一家实力雄厚的国企手里抢过来的。

因为我们的方案更灵活，成本更低。

这是我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从“维修”和“代理”，走向“研发”和“创造”。

我投入了全部的心血。

我带着我的团队，没日没夜地泡在实验室里。

就在项目进入最后攻坚阶段的时候，我们的核心技术资料，被泄露了。

那家国企，在很短的时间内，拿出了一套和我们几乎一模一样的方案，而且报价比我们更低。

我们被釜底抽薪了。

我当时就懵了。

那些资料，都锁在我的办公室里，只有几个人能接触到。

我看着我团队里那些年轻的脸，我不愿意相信他们中间有叛徒。

老李比我还愤怒。

他在办公室里暴跳如雷，把所有能骂的人都骂了一遍。

“他妈的！一定是出了内鬼！让我抓到他，我扒了他的皮！”

项目黄了。

我们不仅没赚到钱，前期投入的几十万研发费用，也打了水漂。

更重要的是，公司在业内的信誉，受到了沉重打击。

那段时间，公司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

老李到处托关系，想查出是谁泄的密，但毫无结果。

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一遍一遍地复盘整个过程。

我突然想起一个细节。

在项目竞标前，老李曾经请海关的几个负责人吃过一次饭。

饭局上，他喝多了，把我们的技术方案，吹得天花乱坠。

当时，在座的，还有那家国企的一个副总。

一个可怕的念头，在我脑子里闪过。

我不敢想下去。

我找到了那天晚上给老李开车的司机小王。

我给了他一笔钱。

他犹豫了很久，最后告诉我，那天饭局结束后，老李把那个国企的副总，单独送回了家。

两个人在车里，聊了很久。

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底。

我回到公司，直接冲进了老李的办公室。

他正在打电话，看到我铁青的脸，匆匆挂了电话。

“怎么了？跟丢了魂一样。”

我盯着他的眼睛。

“老李，你告诉我，方案是不是你泄露出去的？”

老李的脸色，瞬间变了。

但他很快镇定下来，“陈默，你胡说什么？我怎么可能干这种事？我们是兄弟！”

“兄弟？”我冷笑一声，“你把资料卖了多少钱？”

“你疯了！”他站了起来，指着我，“你凭什么怀疑我？我们一起从地铁口打拼到现在，我李援朝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

“我以前知道，但我现在不知道了。”

我的声音很冷。

“老李，我只问你一遍，是，还是不是？”

他看着我，眼神躲闪，嘴唇哆嗦着。

我们对视了足足一分钟。

办公室里，死一样地寂静。

最后，他颓然地坐回椅子上，像是被抽掉了所有的骨头。

“……是。”

他只说了一个字。

但这个字，像一颗子弹，击碎了我心里最后一点信任。

“为什么？”我的声音在发抖。

“我缺钱。”他说，“我儿子要去美国留学，要一大笔钱。那家公司……他们给了我五十万。”

五十万。

为了五十万，他出卖了我们共同的事业，出卖了我的信任。

“你缺钱，你可以跟我说！我们一起想办法！”我冲他吼道，“公司账上不是没钱！”

“那不一样！”他也激动起来，“那是公司的钱，不是我的钱！我不想跟你开口，我不想让你觉得我是在乞讨！”

“所以你就去卖公司？”

“我没想卖公司！”他辩解道，“我只是……我只是想赚一笔快钱！我想着，就算这个项目黄了，我们还有别的生意，我们还能东山再起！”

我看着他那张涨红的脸，突然觉得很可悲。

他还是地铁口那个精明市侩的李援朝。

在他眼里，生意就是生意，没有那么多道义和底线。

而我，却天真地以为，我们是并肩作战的兄弟。

“老李，”我平静下来，“公司，我们分开吧。”

他猛地抬起头，“陈默，你不能这样！你不能把我踢出去！”

“不是我踢你，”我说，“是你自己走的。从你拿那五十万的时候，你就已经走了。”

“立信科技，‘立’字，我不要了。公司归我，我会按股份，把你那一份折算成现金给你。”

“我不要钱！”他冲过来，抓住我的胳膊，“陈默，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他哭了。

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在我面前，哭得像个孩子。

我看着他，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我想起了九四年那个夏天，在地铁口，他递给我一支烟，说：“跟我干吧。”

我想起了我们在华强北那个小柜台里，一起吃泡面的日子。

我想起了我们拿到第一笔巨款时，他抱着我大笑的样子。

那些画面，一幕一幕，在我眼前闪过。

我掰开他的手。

“老李，回不去了。”

我走了出去，没有再回头。

那之后，我和老李再也没见过面。

公司正式更名为“信科技”。

我用了一年时间，才把公司从那次危机中拉回来。

我变得更加沉默，也更加坚韧。

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个商业世界里，你唯一能相信的，只有你自己。

我的事业，在进入新千年后，开始飞速发展。

互联网的浪潮席卷而来。

我抓住了机会，带领公司从硬件制造，成功转型为一家提供网络安全解决方案的软件公司。

我们成了那个领域的佼佼者。

我搬进了更大的办公室，换了更好的车，住进了海边的别墅。

我成了别人口中的“陈总”。

我成了我曾经在国贸地铁口，仰望的那种人。

但我很少感到快乐。

我常常在深夜失眠，我会想起老李，想起我们一起奋斗的那些年。

我不知道，如果当初没有他，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也许，我还在某个工厂里，当一个默默无闻的技术员，拿着微薄的薪水，过着安稳但平庸的生活。

是他，把我拽进了这个波涛汹涌的商业社会。

他教会了我生意场上的尔虞我诈，也让我看清了人性的复杂和脆弱。

他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命运的大门，却也在这扇门上，留下了一道无法修复的划痕。

2008年，汶川地震。

公司组织捐款，我以个人名义，捐了一大笔钱。

在慈善晚会的名单上，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李援朝。

他捐了五十万。

我愣了很久。

我向晚会的主办方打听了一下。

他们告诉我，李援朝现在在四川的一个小县城，做希望小学的项目，已经做了好几年了。

他把当年在深圳赚的钱，几乎全都投了进去。

我的心，被狠狠地撞了一下。

原来，这些年，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去弥补当年的过错。

原来，他心里也有一道过不去的坎。

那年冬天，我出差去成都，鬼使神差地，我让司机开车去了那个小县城。

那是个很偏僻的山区。

车子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了很久，才找到那所希望小学。

学校很新，也很简陋。

我到的时候，孩子们正在上课。

我看到了老李。

他比我记忆中苍老了许多，头发全白了，背也有些驼了。

他穿着一件旧棉袄，正在给一群孩子上语文课。

他在黑板上，一笔一划地写着两个字。

诚信。

“同学们，”他的声音，沙哑但有力，“今天我们讲诚信。什么叫诚信？就是说出去的话，要算数；答应别人的事，要做到。人无信不立，知道吗？”

孩子们大声地回答：“知道了！”

我站在教室窗外，寒风吹过，我的眼睛，却被吹得发烫。

他看到我了。

我们的目光，穿过那扇蒙着水汽的玻璃，交汇在一起。

他愣住了，手里的粉笔，掉在了地上。

下课铃响了。

孩子们像小鸟一样冲出教室。

他慢慢地向我走来。

我们站在操场上，相顾无言。

良久，他开口了，声音嘶哑。

“你……怎么来了？”

“路过。”我说。

“公司……还好吗？”

“挺好的。”

又是一阵沉默。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还是红双喜。

他递给我一支。

我接了过来。

他给我点上。

烟雾缭绕中，我仿佛又回到了九四年那个夏天，深圳国贸的地铁口。

两个走投无路的男人，靠一支烟，连接起了彼此的命运。

“陈默，”他看着远处的群山，缓缓地说，“我对不起你。”

“都过去了。”我说。

“过不去，”他摇了摇头，“这道坎，在我心里，一辈子都过不去。”

“我用你给我的那笔钱，还有我卖资料的那五十万，建了这所学校。”

“我想，多做点好事，心里能好受点。”

他笑了笑，那笑容，苦涩又坦然。

“陈默，你现在是大老板了。比我想象的，还要成功。”

“你也变了。”我说。

“人总是会变的。”他叹了口气，“只是有的人，变得好一些；有的人，变得坏一些。”

“我当年，就是变得坏了一些。”

上课铃又响了。

“我得去上课了。”他说。

“好。”

他转身往教室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着我。

“陈默，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谢你当年，没有把我送进去。”他说，“也谢谢你，让我看明白了，什么钱能赚，什么钱不能赚。”

说完，他走进了教室。

我站在操场上，抽完了那支烟。

夕阳把他的背影，拉得很长很长。

我坐上车，离开了那个小山村。

车子驶上高速，窗外，是飞速倒退的风景。

深圳，那个我奋斗了半生的地方，就在这条路的尽头。

我突然觉得，这些年，我好像一直在往前跑，跑得太快，以至于都忘了回头看看。

我得到了很多，财富，地位，名声。

但我也失去了一些东西。

比如，那个在工厂里，可以为了一个技术难题，几天不睡觉的，单纯的年轻人。

比如，那个在地铁口，愿意相信一个陌生人的，天真的自己。

老李是对的。

人总是会变的。

我们都被时代推着走，身不由己。

只是在某个岔路口，我们选择了不同的方向。

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不同的选择，和各自需要承担的后果。

回到深圳，我推掉了一切应酬，一个人回到了国贸。

地铁站还是那个地铁站，但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

更新，更亮，也更冷漠。

我走到我们当年摆摊的那个角落。

那里现在是一家光鲜亮离的连锁便利店。

我站在那里，站了很久。

人潮依旧汹涌，每个人都行色匆匆。

我仿佛看到了，在人群的缝隙里，一个瘦高的中年男人，和一个一脸迷茫的年轻人，蹲在地上。

他们面前，铺着一块破布，上面摆着螺丝刀，和一个万用表。

“跟我干吧。”

“好。”

一声回答，便是一生。